还夸你数据抓得准。”
&esp;&esp;“谢谢,埃里克。我只是做好分内事而已。”
&esp;&esp;齐诗允淡淡回应,目光重新回到屏幕上。她知道埃里克的安慰是善意的,但也无形中划定了界限———
&esp;&esp;她是能干的「辅助者」,而非「决策参与者」。
&esp;&esp;午休时,在狭小的茶水间,她碰巧遇到负责国际新闻板块的副制片黛西·陈正在研磨咖啡豆。看到自己这张与她同样的亚洲面孔,对方礼貌笑了笑。
&esp;&esp;尽管黛西也是位华裔,但几乎不会说中文:
&esp;&esp;“齐,听说你在跟北爱的项目?不容易,那边关系盘根错节。”
&esp;&esp;“是的,正在学习。”
&esp;&esp;齐诗允客气地回应。
&esp;&esp;女人点点头,一边操作咖啡机,一边仿佛闲聊般说道:
&esp;&esp;“有时候,我们作为……嗯,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处理这类本土深层冲突议题时,可能需要格外小心。观众和评论界对叙事视角很挑剔。马丁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
&esp;&esp;对方的话听起来像是经验分享,但潜台词不言而喻:
&esp;&esp;你是个外人,处理这种核心的内部矛盾要懂得避嫌,甚至暗示她的背景,可能成为一种负担或敏感点。
&esp;&esp;“我明白,黛西。我会注意把握分寸。”
&esp;&esp;齐诗允平静回答,心里却像被针刺了一下。
&esp;&esp;这种看似关心,实则划清界限并隐含规训的提醒,比直接的排斥更让她感到无力。
&esp;&esp;端着冲好的红茶回到工位,她看见办公区另一头。
&esp;&esp;几个同事,包括马丁和另外两位资深记者正聚在一起,一边吃叁文治一边热烈地讨论着什么,时不时发出笑声,是属于核心圈层自然而然的社交和信息交换场景。
&esp;&esp;没有人招呼她过去,她也从未尝试加入其中,因为那道无形的屏障,清晰可见。
&esp;&esp;齐诗允沉默地吃完自己带来的简易午餐,将下午需要重新调整的问题清单打开。手指在键盘上停顿片刻,最终还是将几个尖锐但可能触及核心痛点的问题,替换成了更温和、更面向未来的表述。
&esp;&esp;这就是她目前的战场。
&esp;&esp;不在硝烟弥漫的前线,而是在这些看似平静,却布满微妙规则与无形壁垒的格子间里。
&esp;&esp;每一次被「礼貌性忽略」,每一次建议被「温和修正」,每一次被排除在核心讨论之外…都在无形地打磨她的棱角。
&esp;&esp;而这也让她更清晰地认识到,在这里,她需要付出更多,才能争取到一点点话语权,或仅仅是一个更接近真相的机会。
&esp;&esp;下班后,齐诗允独自搭地铁返回公寓。
&esp;&esp;车厢里挤满了疲惫的上班族,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
&esp;&esp;她望着窗外飞逝而过的街景,白日里积压的细微挫败感和那种无处不在的局外人感觉,随着夜色降临,渐渐转化为更深切的孤独。
&esp;&esp;而这份孤独,在最寂静的深夜,又会与她对雷耀扬蚀骨的思念混合,发酵成一种更为复杂难言的痛楚。白天勉强维持着社会功能的运转,夜晚却要独自面对内部零件磨损、嘎吱作响的真相。
&esp;&esp;工作上的努力和压抑,仿佛只是让她暂时转移了注意力,却丝毫无法填补情感上那片自己被迫离开后,生生撕裂的巨大空洞。但真正令齐诗允感到挫败和沮丧的,不止是在新环境中的失语。
&esp;&esp;离开香港之后,她一直都在持续关注香港关于雷氏案件的后续报道。
&esp;&esp;清晨通勤的地铁里,她会翻阅《金融时报》和《卫报》的亚洲版块;午休时,她则悄悄点开香港几家报馆的电子版,绕过付费墙,查阅一些已经被删改、降版或移到内页角落的旧闻。
&esp;&esp;商罪科与廉政公署的这次联合行动,在国际媒体上的呈现,却远比她想象中平淡。
&esp;&esp;报道篇幅非常有限,且更多被归类为「亚洲商业新闻」或「本地法治进展」,而非她熟悉的那种直指结构、追问责任、揭露系统性腐败的调查报道。
&esp;&esp;雷氏被描述为「香港传统地产集团之一」,案件被框定在「个别高层涉嫌违法」,而非整个资本逻辑的失效。
&esp;&esp;那种被刻意抚平的熟悉叙述方式,让她在屏幕前久久没有移开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