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延潮对于自己所言的能不能说服王锡爵也没有十足把握。
林延潮精心准备的这套说辞,原来是等着石星的,但是却不想碰到了王锡爵。王锡爵身为词臣看事的角度与石星这样的循吏自是有些不同。
而林延潮这套说辞,是来源自以往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里面提出了一套以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治得失。
《万历十五年》此书的角度跳出了封建之时以帝王将相角度看兴衰,也跳出了近代以人治得失看兴亡的范畴,而是提供了一等更广度的视角。
好比明朝之灭亡,明清史学大体都是认为亡于万历,亡于魏忠贤,亡于崇祯,这是以少数几个人帝王将相决定一切的角度。这样的观点就是认为换一个皇帝,或者除掉奸臣,就能扭转局面。
而另一个角度延伸那就是近代,批判于东林党,批判于皇权,批判于党争。
这两等都是以人事的角度来看待。
到了现代分析就多了,大体是以小冰河期为主,以及番薯,苞谷的清初大规模推广,这一盛一衰来看。
这个看法跳出了人事,而是以自然学科的角度来看,比如《万历十五年》书中不少是以西方现代经济视角来分析,这也是大历史的说法。
大历史中尽量减少人事因素,而提供了一等更广度视角,运用多学科糅合的角度来分析历史。
譬如四百毫米等降雨线,决定农耕游牧两等文明,这是环境决定的,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其实林延潮个人以为以一个角度来看容易片面,多学科来看更客观,但回过头来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人。
不过王锡爵可能不会如石星般顾及到这点,所以说服他,林延潮没有把握。
而对面的王锡爵仔细地想着林延潮的话,从义学,再到报纸,再从报纸到了番薯,苞谷,想起这些年林延潮干得那些事情,再到舆图上那触目惊心的一道线。
王锡爵抚须沉思了一会,然后道:“那宗海以为呢?老夫虽不认为陕西山西会常年的大旱,但是真如宗海所言,真的持续十年二十年,北方之狄夷也因穷困潦倒而南犯,那么就算凭借着屯种番薯,恐怕也是难以为继吧!如此这么多年我等在朝堂上争的是什么?又有什么好争?”
林延潮松了一口气,看来作为帝国的宰相王锡爵,对于自己这样说法还是有所认同。明朝的局势十分清晰明了,以大明现在的财政状况,若真的遇到林延潮所言这样的情况,那么国家就很危险了。
林延潮道:“元辅,下官听闻夏尚忠,忠乃诚信敦厚,如此不免为小人所欺。商人尚敬,敬为敬天法祖,但如此不免为小人以鬼神欺之。周尚文,文就是礼乐,但礼乐二字就容易生繁文缛节,这时候当以夏人的忠信纠之,如此三代循环,可谓往复。”
王锡爵道:“此太史公的话,可谓至理名言。”
林延潮道:“下官也是如此想的,政治之得失也在如此,本朝以礼治天下,可谓尚文久矣。此文并非周之文也。我等谈人事,论兴亡,都是以朝堂上而言。譬如我们看史书,认为帝王将相承国家兴衰,似乎国运兴不兴,坏不坏不在其他,只是归功过于几个人而已。”
竹林沙沙作响,从亭子里看向紫禁城的方向,依稀看到宫墙边角,不知不觉暮色已临。
王锡爵看了一眼天色,一笑置之道:“宗海,老夫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说天下大势乃人力不可挽回。似武乡侯般明知曹魏势大,为何仍七出祁山而为之?此乃不可为而为之。但国势真到你说得这个地步吗?”
国人讲究顺势而为,不讲逆势而行。
林延潮看了一眼天色,悠然道:“这暮色苍茫,可谓天时也。确实,下官夜中时曾观满天星辰,深叹知人事之渺小。下官也想过若真这样下去,下官在办的到底是什么?有用还是无用?最后想来就算无用,将来至少还有义学之事可以传我名声。”
王锡爵闻言露出深思的神色。
林延潮道:“譬如人事上就是看似有用的事,我等年少读史未尝没有捶胸顿足之时,为何那些帝王将相如此不堪造就,若换我来云云。如此想法多在江湖,在野山人虽对朝政不满,有如果用我当如何刷新政治之念,但他们却不曾在朝为官,不知种种细故。所以他们的有用之事,常为庙堂所嘲之。”
“但如武乡侯的境遇来看,我等之辈也容易生出时也命也,人力岂可胜天之感。庙堂之上的我等,正因为了解于世故,所以也畏惧于世故。官员们常言,有的祖宗成法眼下看似无用,但都有深意,不可轻易废之。这就是无用胜有用。”
王锡爵闻言徐徐点头道:“宗海,老夫记得宋时将曲巷都建的极为弯曲,对百姓而言十分不便。但有一日囚禁的犯人在巷中造反作乱,一名老卒一人一枪在巷口却拦住了所有造反的囚犯,这不是无用之有用吗?”
林延潮道:“元辅说得好,天下一物莫不用处,当年薛侃与王阳明论赏花除草。花固美,草亦有称道地方,为何要赏花锄草。若我要赏花嫌草碍事,那除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