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林延潮方一入阁,紫柏大师即托人送来此匾,可是将林延潮比作了蜀相诸葛亮,此实可称之为民心所向。
此举顿时遭到了苏州织户的反对。
这一次天子开征矿税后,孙隆一人身兼苏,松,常,镇四地税监。
林延潮闻言淡淡笑了笑,至于毕自严则是一副惜字如金的样子。
李汝华此来先感谢林延潮这一次廷推上支持他为应天巡抚。
李汝华自不会理会毕自严,而是道:“下官即将赴任南京,临行前拜读了阁老于新民报上所言深有所获。”
毕自严道:“回禀阁老,自万历六年,苏州府实行一条鞭法后,政本为之一清。如糙米,小麦定以四石折银一两。粳米,糯米定以一石七钱。一匹绢折银七钱。夏税三万两,秋粮六十五万两。”
李汝华离椅躬身道:“阁老所言极是。”
李汝华对毕自严有些刮目相看,此人实是干吏。
李汝华此话说的是事实,明初时朱元璋就对苏松实行重赋,然后还规定了浙江、江西、苏松人不能在户部任职,据说此举是生怕有苏
李汝华知道紫柏大师是当今佛门四大高僧之一,其声望之崇高不言而喻,当今在野的士人中除了李贽外,无一人可与他并列。
当时苏州有一织户名为葛成苦于催征,于是决心举事。他振臂一呼,顿时得到千人响应,万人支持,将孙隆手下的税官税吏杀了不少,孙隆一把年纪了不得不翻墙逃离苏州。
李汝华道:“正如毕大人所言,朝廷的商税有禁榷,关津之税,市肆之税,为何苏州府之商税去除钞关外如此之少。其因在于天下州府之中,唯独苏州一府不收市肆门摊税。”
林延潮伸手示意李汝华坐下,然后笑道:“如李抚台所言苏州的商税每年经手几千万,朝廷却不能征一文,以至于国库税入少了这么大一块,此事朝廷绝不能坐视不理。但是要如何催征?如今此法行不行?这些又另当别论了。”
孙隆任苏州织造多年,与百姓一直相安无事,还多次请天子宽免苏州织造。但天子也是缺钱急红了眼,下令孙隆开征商税。
苏州全部士绅百姓联名上疏为葛成求情,甚至申时行也来信再三过问。迫于压力,苏州官府不敢处置葛成。
但不知是孙隆太贪婪,还是下面人乱来,他们制定的商税极高,肩挑步担,十抽其一;各色店铺,十抽其二;机坊则十抽其三。
李汝华与毕自严行礼后入座,林延潮则坐在摇椅,他今时今日地位,此举不算失礼。
林延潮不置可否,对一旁毕自严道:“南直隶赋税之重在于苏州,听闻景会曾任苏州推官,苏州府赋税如何?”
得了天子之命后,孙隆即对苏州商贾收市肆门摊税。
“至于盐税不过四千两,杂课也不过两千两百两,还不如徭役折银十一万五千两,朝廷以每石两厘六毫摊派。苏州府合府税赋一年达九十万两,但钞关,商税,加上盐税一共不过七万两。”
要知道苏州乃天下最富庶之地,一年商业流通金银达几千万两,若真要征收营市肆门摊税,少说一年可得几十万两。
因为织户本就承受着织造重役,每年机户就要为织造局提供丝绸作为皇家之用。
孙隆再对织户征收商税之下,导致了苏州织户起义。
苏州当时的规矩是只征行商,不榷坐贾,商税的大头靠浒墅关钞税六万五千两撑着。
李汝华闻言大喜道:“启禀阁老,这些年来苏州徒有重赋之名,却没有重赋之实。当时一直以来苏松地方官员在朝廷为官太多,一旦要对苏州府征收商税,恐怕难以成事。”
“下官窃以为朝廷之政本在士,在农,在工,在商,四民平齐,不应当以何为轻以何为重。以往重农抑商,太过偏废。宋朝时朝廷税入大半在于商税,农税次之,而到了本朝以农税为重,地方州县中农税占了九成以上,若朝廷继续放任,为商者日益奢靡,为农者日益贫困。下官此去应天,可否在此事上有所作为,还请阁老示下。”
李汝华想到这里,一时失语。
“至于钞关上,原先朝廷以每钞钱十贯二十文,折银七分。而今一千贯不过折银六钱。而古钱一千文折银一两六钱,嘉靖钱一千文折银二两五厘,合计钞关税为六万五千两。”
此事一出,官府派兵镇压准备收罗起事百姓,葛成却主动自首,出面一人扛下所有。
听李汝华这么说,林延潮看了对方一眼道:“抚台所指是进来苏州府税监之事吧,此事本阁部略有耳闻,这以往农民起事,朝廷都要追究地方官之责,再行安抚,那么机户起事朝廷就不问责任,也不安抚百姓?民者,国之本也,不论是桑农,还是机户都是四民之一,皇上的子民,我等为官当一视同仁,心中不能有丝毫偏移才是。”
师所赠倒是却之不恭了。”
但是明朝此国势可谓内忧外患,林延潮面对的艰难丝毫不逊色于兴复汉室。
林延潮明白,李汝华暗指苏州织造孙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