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前,韩秀峰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正打算亲自率兵赴天津,结果被一件突如其来的糟心事给缠住了,只能让永祥和王河东先率兵过去。
而现在却因为在“战”与“和”这件事上,皇上和郑亲王、怡亲王等王公大臣举棋不定,他又被肃顺奏请留在京里听用,想去也去不成,只能让王千里赶紧赴天津。
肃顺自奉旨监斩了柏葰之后,官威比之前更大,各部院郎中主事见着他像是见着鬼似的,连彭蕴章、贾桢和周祖培见着他都绕着走,在朝堂上一样不敢跟他半个不字。
他圣眷恩隆,说啥皇上听啥。
他天不怕地不怕,但韩秀峰怕,所以不敢跟他走太近,没再跟之前一般去集贤院,而是直奔内务府大臣文丰帮着安排的这间公房。
公房不大,院子也很小,不过胜在离勤政殿近,并且一般的外臣进不来,要比紧挨着大宫门的六部值房清静。
刚托一个侍卫去跟大头说一声,接下来一段时间就在这儿办公,皇上要是传召就让大头来这儿传宣,内务府大臣文丰竟摇着扇子迈着四平八稳的官步来了。
韩秀峰不敢怠慢,急忙合上公文起身相迎。
文丰虽从未发表过什么政见,但身为管理圆明园事务的内务府大臣,对朝堂尤其宫闱中的事洞若观火,早就瞧出韩秀峰这个名义上的下属不简单,谦让了一番坐下来关切地问:“韩老弟,你我虽相交不久,但老弟的为人我还是知道一些的,平日里谨小慎微,从不轻易得罪人,更不会得罪那个徐浩然,他为何一补上御史就跟疯狗似的咬着你不放?”
提起这件糟心事,韩秀峰不晓得有多郁闷,一边帮文丰沏茶,一边苦笑道:“说起来大人一定不会相信,我韩秀峰不但没得罪过他,还救过他的命。”
“救过他的命,此话怎讲?”
“这事说来话长,要不是南苑郎中王千里提醒,我都不记得这件事,甚至都想不起有他这么个人。”
韩秀峰敬上茶,坐到文丰对面无奈地解释道:“都说‘做官难,难做官,想做清官是更加难,一件官衣度日艰,两袖清风熬饥寒’,刚补上御史就上书弹劾我的那个徐浩然,就是居无一宅、食无半亩,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官。他租不起房,就在紧挨着南苑不远的一棵槐树下,用篱笆搭了个窝棚,并且一住就是四年。”
“住那么远,那他每天怎么去衙门点卯?”
“走着去呗,大半夜就起身,连灯笼都舍不得打,就这么摸黑跌跌撞撞地进城。今年正月初六,我和王千里起早进城赴宴,见一个人走着走着竟昏倒在路边。想着天那么冷,风那么大,要是不闻不问真会冻死,就这么下车将他扶起,见他穿的竟是官服,只是破破烂烂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不等韩秀峰说完,文丰就追问道:“你想着同朝为官,于心不忍,就把他救过来了?”
“其实也谈不上救,他是饿晕冻晕的,车里比外头暖和,就着热茶给他喂了几口点心,他就这么缓过来了。捎他进城当值的这一路上聊了聊,才晓得他居然是个翰林官。想着大过年的,能遇上是缘分,就心血来潮赠了他二十两银子。”
“后来呢?”
“听王千里说他后来去过一次南苑,那会儿我正好去天津办差了,守门的门军也不晓得是不是见他穷的叮当响没给门包,不但没让他进,甚至没帮他通报。直到前几天他上书谏言,朝廷正值多事之秋,不宜大兴土木疏浚南苑河道海子,弹劾我以疏浚南苑河道海子为名中饱私囊,弹劾我任人唯亲、结党营私,所举官员于例不合,才想起有他这么个人。”
文丰没想到竟有这内情,禁不住叹道:“古人诚不欺我,还真是升米恩,斗米仇!”
“不说也罢,说了生气。”
“韩老弟,我晓得你懒得跟他这样的疯狗计较,可他揪着你不放!”
“他弹劾我的折子已经上了,而且连上两道,事已至此,就算他揪着不放我还能拿他怎样,总不能去找他吧。”
“找他自然不行,要是传出去那又成仗势欺人了。”文丰放下茶杯,想想又问道:“韩老弟,这两天你有没有托人去问问,他为何要揪着你不放?”
“实不相瞒,我没托人去问,不过有朋友帮着去打听过。”
“你那位朋友有没有打听到什么?”
韩秀峰苦笑道:“说出来大人一定会觉得好笑,他之所以弹劾我,一是因为新官上任总得闹出点动静,毕竟对他们这些御史言官而言,得罪人不怕,怕的是没名声;二是他穷困潦倒这些年,不赶席、不宴客,跟翰林院的同僚都不怎么走动,在京里几乎没朋友,我韩秀峰很可能是他这些年所见过的最大的官,他不弹劾我弹劾谁?”
“见过你,认得你,就弹劾你,这是什么道理!”文丰被搞得哭笑不得。
“他倒是想弹劾别人,可他不熟悉!就算风闻奏事,总得有风可捕、有影可捉!相比之下,弹劾我则容易多了,他不光晓得我在南苑疏浚河道海子,还晓得南苑郎中王千里曾是我的旧部,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