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清田驰禁

    对西明的战争正在有条不紊地筹划之中，各路驻军多数向湖北和广西两省集结，看来李来亨已经修改了方针，改变了过去以西北驻军为主力平蜀的策略，转而选择了自楚、桂进军的间接路线。

    新的战争阴云正在悄悄骤集，但对于关内的多数地区而言，安定的太平时节已经降临。

    大顺委派的官吏和驻军，已经接管了明朝绝大部分的疆域。井然有序的营庄改造也在推行之中，只不过鉴于乡官数量的限制，对于新晋取得的土地，李来亨已经放开了清田驰禁的步伐。

    营庄之禁的破坏，是从庄使开始的。

    光中二年起，朝中都营田司已经陆续破获了不少庄使私吞土地的案例。

    虽然李来亨定制之初，就设置了庄使、推官、捕盗使、村长等乡官牵制监督的权力结构。可是随着营庄制在更广泛地区内的扩大，庄使的贪墨违禁便难以完全遏止。

    即便大顺有严刑酷法来限制庄使，违禁过分的通常还要处以死刑。但既然制度本身隐藏了庄使侵吞土地的特权，行政惩罚的效果也就有限了。

    何况营庄制需要耗费的巨大行政资源，过去仅在湖北、河南两地，大顺尚能支撑，现在一下子扩充到了十倍以上的地域内，行政资源便根本不敷使用了。

    清田驰禁必然被提上日程，只是李来亨对于限制大地主兼并的想法也始终未变。

    “驰”营庄之禁的同时，还要清查仗田——而清田过程中，大顺又以相当倾斜的态度，默认了明末乱世期间贫民佃农对于抛荒土地私自占有的合法性，实际上也产生了均田的效果。

    此外一部分本由营田司管理的营庄土地，也被授予了耕种的佃农——至于本来拥有这部分土地的原地主，其田息收入则被李来亨直接换为了虚无缥缈的工坊股本。

    其中不服的士绅并非少数，只是在大顺军强大的武力面前，他们根本不敢升起抵抗之心。毕竟孙可望远在四川，退守广东和福建的郑家小朝廷也缺乏北伐的力量，塞外的清军则在经历甲申之役后，不仅残暴的面目完全被看穿了，其本身的力量也虚弱到根本不能牵制大顺军丝毫。

    各部驻军的强力弹压之下，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新设立的以徐州为省会、由原豫东一部、皖北一部和江北一部合并而来的淮海省，均完成了营庄佃农向自耕农转化的进程。

    士绅的叛乱并非少数，但动摇大顺基层政权统治的叛乱，连一例都不存在。

    甲申之役清军的入寇，已经大大打击了华北士绅的力量，使得他们在清、顺之间，考虑良久以后，只能接受自己的土地被佃农夺走，而自己仅获得一些不值钱的工坊股本的现实。

    毕竟这和剃发令之下，尊严被践踏、财产被全部夺走，连家族都被整个毁灭的灾难相比，简直不值得一提了。

    甚至不少士绅子弟，已经开始寄希望于通过科举、乡政学校、讲武堂的途径，进入大顺朝廷之内，成为体制的一部分以后再设法夺回家族的产业。

    来自南方的士子纷纷乘船北上，自从金国被蒙古灭亡以后，已经空荡荡数百年的大梁运河又繁盛了起来。

    天下文人悉数奔赴汴梁，东京风华璀璨又盛于从前。

    兴京长安府和北京北平府的重建工程也已经初步展开，大顺国初时强盛的国力、严密的统治和清廉的政治，即便战争连绵不断、巨大的土木工程也相继兴起，却还是在各地绅民之中留下了一个光中之治的深刻印象。

    虽然官员大部分都知道此时顺朝的实权早已操于监国之手，但普通百姓还是只为光中天子李过修起了牌位。

    对这位宽和天子治世的怀念，与后来世祖朝天法时代壮阔激烈的五十年相比，更加成为贯彻了大顺此后四百年历史的一条重要脉络。

    如果太祖太宗没有早早驾崩，大顺朝会否走上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

    这注定成为后世许多小说家创作题材的来源之一。

    历史的悲叹和遗憾，最终停留在了光中二年十二月三日的这一天。

    顺太宗、光中帝李过，于长久的病痛后与世长辞。

    由于对西明的战争还在酝酿之中，许多重臣大将都留在了前线，没有前往太原或者开封参与国丧。

    李来亨与高太后一起，默默在太原封闭了行宫，一同护送李过的灵柩前往天保府，这又为大顺朝定下了一条潜规则：

    后世包括世祖在内的皇帝，所有人死后都是葬在了延安宝塔山的帝陵之中。

    李过去世以前，要求不要为自己专门修筑一处山陵，而是和太祖李自成共用山体，只是单修一座陵墓而已。

    后来除了孝宗为了彰显自己的正统身份，违背世祖遗愿，为李来亨另外堆山修成新的山陵以外，大顺四百年，所有皇帝，除了客死新大陆洛京的末帝与被呆迷儿人民联邦公审后处死的后主以外，全部都长眠在了延安宝塔山下。

    李过的半生，也是扶持李来亨的半生。他为自己活着的时间太少，更多的时间是在为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