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军对于孙可望采取了坚定的武力打击策略,对于盘踞东南的郑氏小朝廷则继续采用文攻武吓的办法进行压制。
这主要是因为孙可望政权出于西营,军队野战能力较强,始终让李来亨感到十分忌惮。
而郑氏小朝廷,其水师尚可一观,陆兵则与大顺军的实力相距甚远了。
郑森颇有才具,可他还年轻的过分,无法担当起大任来。
手握东南军政权柄的郑芝龙,既老毛又软弱,缺乏孙可望那般勃发的野心和毅力,根本不足为惧。
所以西南和东南之间,大顺军以西南为优先。
当秦、楚、桂三路并举平蜀时,虽然孙可望早在上一年就数度牵制到福州寻求郑家的支援,试图与东南小朝廷结成攻守同盟。
可是哪怕郑森强烈劝说他的父亲出兵北伐,趁着大顺军各地驻军向湖北、广西集结的时候,乘海船北上,迅速夺取舟山、崇明岛等地,然后纵兵直取金陵。
但郑芝龙却只是和孙可望虚与委蛇,他口头上答应了西明的结盟要求。实际上却在西顺汉中、重庆多番鏖战时,坐拥大军,却不发一矢、不出一兵,完全坐视宝贵的战略窗口期丧失。
郑芝龙毕竟已经老了,他早就不是从前那个叱咤风云的海上霸主了。郑芝龙有家眷,有孩子,有在福建陆地上的无数房屋田产。
他绝无可能再重新回到海上,也绝无抗衡大顺军南下的理由和意志。
李定国、刘文秀二人投降以后,受封西宁公、南安公,其事迹早已由顺朝的文宣人员传播了福建和广东。
郑芝龙犹疑不定、左右摇摆的那颗内心,终于被这最后的砝码打动了。
他召集郑氏家族成员,还有南明残余势力的朝臣、武将们,郑重宣布了将向顺朝遣使求和的决定。
谁都明白,如今的形势,所谓遣使求和,其实便是遣使请降。
但郑氏内部,甚至南明的残余势力里,除了郑森一人坚决反对以外,其余人等都对郑芝龙释放出来的投降信号表示了接受的态度。
郑森难以置信:“福建、广东两省尚有士马十万,海船不可计数。只要经略有方,光是海贸一项每年岁入便有一千万两白银,何愁不能抗衡流寇?
父亲!流寇奸猾,岂能信之?遣使以后,福建必不为郑家所有了!”
郑芝龙的心中却认为福建本就不该由郑家占据,此前郑家的势力,不过是王朝末世的偶然情况。现在李来亨一统海内,天下版图重归于无缺的金瓯,新时代已经降临了。
历史上岂有新朝来临时,前朝重臣能够割据一方,却保富贵数世的?
“大木,还是太年轻太幼稚了!”
郑芝龙拍板决定:“我意已决,闽粤二省号称士马十万、海船千艘,其实可战的士卒最多不过一两万而已。
剩下那些临时征募的新兵和民团,岂会是大顺王师的对手?王师既到,还有什么可说的!”
郑森负气而走,郑芝龙也不加劝阻。福建和广东两省由此门户大开,天法二年九月,郝摇旗在广东节度使的协助下,招抚了在粤西山区及潮汕一带负隅顽抗的忠明民军,不久割据海南岛的几支残明势力也在张家玉的招抚下陆续缴械投降,广东一省得以平定。
天法二年十月,张皮绠、刘希尧以水陆大军二万余人从浙江南下,顺军新编的海船水师沿着浙江海岸迅速往福建方向挺进。
由于郑芝龙不做抵抗的准备,沿途的郑家船队多数都选择了投降,陆上的守军听闻海防已失,甚至部分顺军已浮海登陆闽南后,也都丧失了抵抗意志。
只有郑森前往厦门,聚集了残明势力中不愿屈服于李来亨的一些力量,以厦门、金门两岛为基地,效仿明初的方国珍残部,沿海打游击,形成了一支颇具有实力的反顺民军。
在陕北安置好太宗皇帝陵寝的李来亨,回到东京后才知悉了郑森据厦门、金门反顺的战情,他将书册置于一旁,对入宫觐见的顾君恩笑道:
“好直以为当要如何处置郑森?”
顾君恩拜首道:“微臣以为郑寇仅具有二岛,缺乏粮秣,其势必定不能长久。我军只以海船切断二岛同陆上的联系,以有力官员约束地方,严禁地方百姓与外洋海贼通商贸易。
如此至多一年,郑寇弹尽粮绝,必将来归降了。”
李来亨笑而不语,顾君恩还不懂得海贸之利有多大。只要郑森能控制福建外洋的海上贸易,那一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的收入都很平常。
郑森手握这样多的钱财,即便顺朝官员百般约束,可是不使用残忍的铁腕政策,怎么可能控制住百姓不去通商呢?
“好直这是洪武帝对付方国珍的老办法啦……时代不同了,老办法是行不通的!”
李来亨即言:“命刘希尧在宁波、福州二处继续营造海船、训练水师,郑氏归附的诸将,就不要让他们来东京了。直接带到浙江任用起来,除了不能让他们掌握福建省的政权、兵权外,到浙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