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周祚鼎免于被清军杀害的命运,反而官员亨通,一路升迁为了陕西省节度使,担任了主持陕西全省经济复兴规划的重任。
周祚鼎是中农家庭出身的穷秀才,曾经亲自下地干过许多年的农活,所以他最主要抓的就是农业问题。
当时陕西百业凋敝、人口稀疏,虽然从四川和湖北两省陆陆续续迁来了不少百姓,还有一些此前流亡到河南的难民也返回了陕西老家,但又因此造成了土地纠纷问题。
不少人胡乱指良田为自己的旧业,很多好地一下子都多了几十户主人,因此衙门整天都在断案处理这些官司,简直没有余力去处理其余问题。
周祚鼎于是下令,将一切“重认旧业”的案子,一次性全部结清,所有人都不要再来指认旧业了,一切无主土地全部纳入营庄,等待营田司均田时的计口分田。
这种做法可谓相当粗暴,当时就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毕竟不少搢绅人家,是冒着很大风险跟随顺军撤去的河南,现在好不容易杀回陕西老家,你周祚鼎却一声令下,就把我家的祖业给均田了?
老子家中又不是没有人在新朝做官的,弹劾之声立刻遍布朝野。
但周祚鼎是举人党的一员,他同太师方以仁的关系很和睦,儿子还拜了国子监祭酒方以智做老师。那些搢绅们的靠山,多是朝中进士党的人,难以同方党抗衡,自然动摇不了周祚鼎的地位。
解决乱认旧业的官司问题后,周祚鼎就开始接着计口分田的机会,开始实行农业改革。他认为陕西若无农政,则不足以图自存,经营关中,必以整理农业为第一关键。
长期以来,西北地区的农业一直处于小农生产状态,对农作物品种和生产加工技术素未讲求,这同江南、湖广地区已经存在很大差距了。
周祚鼎强调这种状况如不加以改变,势必“物产日薄,财力日穷”。周祚鼎曾经主持过山洞泰安州的乡官学校工作,所以一到兴京府府城长安的时候,他就在一穷二白的省城里先建起了乡官学校。
学校中以老农为师,又设了专门的农场钻研“土质之化分,种子之剖析,肥料之制造,气候之占测”等等,潜心考求,力图进步。
周祚鼎的做法,无疑是受到他儿子的老师方以智极大影响,这种求真务实的桐城学派学风,也因此深入到陕西士人的骨髓之中。
在乡官学堂开设一年多的时间后,周祚鼎又在渭南各地办“场”,即以营庄名义开设官办农场,以此推广新的农作物种子和农业生产技术,“民之来观者日多,遂知务农必有学,五谷需新知,农学之课大盛于秦”。
陕西是顺朝众多开国元勋的桑梓故乡,所以在财政协饷上经常得到优待倾斜,周边不少省份都要承担向陕西协饷的责任,如湖北一省每年就需要协饷一百五十万银元之多。
但由于周祚鼎对陕西农林渔牧业的改良,到天法六年时,湖北对陕西的协饷就减少到了每年二十万银元。
为了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周祚鼎还在长安设立了陕西林业监,专门研究种树技术,又从江南请来了不少喜好钻研花卉树木的金石学家,将他们那些本来无益于国事的、钻研奇花怪石的学问,全用到了研究种树上头。
天法八年,宁夏、河套被合并为朔方省,周祚鼎由陕西节度使升任为西北经略使,管辖陕西、甘肃、朔方三省。
他在宁夏创办官办牧场,设立种牛、种马牧场,对“管理饲养回交诸法,无不穷极研究,以兹繁殖”,西北的畜牧业得到极大发展。
周祚鼎认识到要实现陕西经济的复兴和进步,就必须发展农业的相关教育。经历明末多年战乱以后,像周祚鼎这种重视实务的士人不在少数。
所以他在长安筹建农业学校,普及农学知识,“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数年间便吸引了大批经世派学者到陕西教学。
可以说,周祚鼎花费了五年左右的苦功,虽然没能促使西北农业发生根本性的革命,但这些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改良,则使得西北经济得到极大恢复,他自己也因此官运亨通,后来更依靠此时建立的雄厚经济基础,在准噶尔战争中屡立殊功,得以官拜政事堂平章。
明朝时对矿产开发的限制,主要是担心有乱民皆挖矿为名聚集,形成乱源。后来万历时期广设矿监,又由于吏治问题造成了大量不良社会影响,情况更加糟糕。
但顺初时政治还算清明,朝廷不吝啬于杀人,也不怕激起所谓的民变。
因此周祚鼎对陕西开矿是采取完全放开的态度,可也因此造成了陕西私采漫无边际的问题。
为了整顿矿业,在时任西北经略使(此时朔方尚未置省)蔡仕的要求下,周祚鼎不得不大力整顿矿业了。
为此周祚鼎设置了矿政监,在陕北等矿藏丰富的地区还设立了许多分监,调查矿产、制订矿章、清查矿税,使陕西省的矿冶业迅速振兴。
在周祚鼎的主持下,陕西农业迅速恢复,工商业也得到发展,人口同时激增,为此后激荡的准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