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章 税改

    天法二十九年，朝廷为改变财政困难重重的局面，除百计罗掘增加收入外，还进行了财政体制方面的变革。

    李来亨以周培公为相，成立税务院，为使财政清理和整顿工作顺利进行，后来又成立了隶属于户政府的清理财政处，对财务行政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加强财权上的中央集权。

    不久，又设立盐政院和专卖院，统一进行盐务体制的改革和国营企业的经营体制改革。

    当然最主要的财政改革手段，无疑还是建立在近代银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上。

    银行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是经营存款、放宽、汇兑、储蓄等业务，充当信用中介的一种特殊企业。

    在近代资本主义体制之下，银行主要依靠货币资本的经营，通过存款和放款之间的利息差额赚取利润。

    大顺的财政机构，原来是行政管理和钱、物保管与支出不分。如户政府和各省观察使司本是财政管理机构，但自身又掌握货币和物料的保管权力。

    中央户政府设有三库，即银库、绸缎库和青丘库（海外黄金金库），三库保管着全国送来的钱物。

    地方的省、府、县，亦设有钱物专库，分属观察使和府尹、防御使、县令亲自管理。

    这种行政与财物保管合二为一的做法，弊端很多。

    周培公主持的中央财政体制改革，首先就奏请在户政府票号的基础上继续试办银行。

    原奏中说：“臣等奏明，在天津设厂制造新式纸币，建筑厂房，俟机器运到，即行开印，以为整顿财政之造端，宗旨在整齐币制，广为推行，收回向用生银银元及民间私发钞票，渐次此中关键自以部库之出纳为本源，而尤须设银行为之操纵维持，始能畅行无阻。各省官商所设票号、钱庄大致虽与相类，特公家未设银行，则国用盈虚之大局不足以资辅助。见拟先由户政府设法筹集资本，采取民间银行章程，斟酌损益，迅即试办，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

    可见，大顺中央银行的设立是出于整顿币制的直接考虑。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朝廷在户政府票号以外，又成立了官业银行，资本一千一百万元，主要经营存放款、买卖荒金荒银、汇兑、划拨公私款项、代人收存紧要物件等业务，在国家出现紧急情况时，还可向户政府请求拨款接济市面，除纸币发行权外，基本具备了近代国家银行的主要职能。

    到孝宗朝时，户政府票号和官业银行合并为户政府银行，不久又改称大顺银行。

    户政府为此厘定《银行则例》，谓“管理官款出入”为国家银行“应尽之义务”、“其经理国库事务及公家一切款项，并代公家经理公债票及各种证券”，资本为2600万元，主要经营存放款、短期拆息、各种期票的买卖和贴现、买卖生佥生银、汇兑划拨公私款项及货物押汇、代收各种票据、代存紧要物件、发行各种票据以及发行货币等。

    而周培公主持的中央财税体制改革中，政事堂会同户政府、户政府票号、官业银行订立的《统一国库章程》中又规定：国库分总库、分库、支库三种，总库设于京师开封，分库设于各省，支库设于地方；凡国库，由库支大臣管理，其保管出纳则由大顺银行任之；国家收支各款，均须汇总于国库。

    为实施这一公库制度，大顺银行及其前身还先后在天津、上海、金陵、苏州、广州、长崎、昭南、金山、甘州等20多个地方（主要是商业大都会）设立了分行或分号达五十多处。

    公库制度改革期间，朝廷又设立了邮政银行，将轮船邮政存款皆由该行经理。

    属于财政特别会计的公库由此初步建立。这一时期公库制度的变化反映出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首先，实物库藏继续缩小；其次，货币尤其是银行信用货币在公库收支中的地位明显增长。

    统一公库制度的建立，对当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都具有积极意义，货币符号代表的财富取代了实物形式的财富，从而改变了呆滞、笨拙的贵金属搬运调度财政资金的落后方式，不仅节省了搬运费用和损耗，还方便了财政资金的调度和运用，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在财政紧需时进行透支，并利用存放款进行投资。

    通过这种方式，各省的地方官吏也再也无法通过火耗等方式合法贪墨国家财产，基层行政管官吏这一环节上的损耗被完全消灭。

    从此以后，各省、各都督府属地，向朝廷上解财税的方式不再是笨拙地用大车、海船运输金银米麦，而只是简单地在公库账户增减货币符号而已。

    大顺的财政体系，由此在技术层面上实现了重大突破，迈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数目字管理层级。

    税制改革是由税务院执行的，税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货物税和印花税的设立上。

    货物税的征收一般是在产地或销场，对象为大宗货物。缴税之后，沿途加强稽查，不再重征，这是它具统税特征的方面。

    印花税起源于17世纪的荷兰，之后欧洲各国相继仿行，它是对于一切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