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纯粹的议事,更像是一次闲聊,是针对河北道工匠出逃事件的总结性朝廷商讨。
赵曦,以及整个内阁都有这方面的想法······在发现出逃者中掺和了大宋户籍工匠后,虽然考虑了受到蛊惑的原因,也考虑了是否是整个国朝工坊的共性问题。
朝廷需要未雨绸缪,需要防患于未然,毕竟,现在国朝逐年递增的税入,工坊这方面占了很大的权重,不可轻视。
“官家,倘若真如吕阁老所言,朝廷或许真的该重视了。这一次河北道出现工匠出逃,又如何确定其他州府不会有这般事件?”
“这一次河北道事件,河北道的作坊主损失每家都不少于万贯,而朝廷税入也深受影响……”
赵曦又很清楚,这种事总是会发生的,只是没想到来的如此快。
在这个时代叫雇佣关系,在后世就是所谓的颚劳资关系,也叫劳动关系。这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即便是到了后世那种社会秩序相当规范的年代,也一样存在着纠纷,还是属于那种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
况且,赵曦对这玩意儿实在算不上精通,不是说不知道理论,也不是不了解原理,而是那中形而上的理论对现在的现实不契合。
赵曦更不会想当然的按照后世的三观去调整现在的劳资关系,那更不现实。
不管是什么金字塔的社会形态,还是什么椭圆的贫富形态,都很抽象。在赵曦看来,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在大宋这个时代,社会结构就应该符合现在这个社会的现实。
制人和制于人,社会阶层等等,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生态决定的。
如今的社会结构,就适合少数牧多数,或者说就是少数牧多数,试图改变这种结构,结果只能是毁坏,将原本稳定的社会状态毁掉,却难以建立新的社会结构。
赵曦深知在这个时代统治的基础是什么。文彦博所说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是没错的。如今这个时代,君王统治王朝的基础确实就是贵族阶层,具体来说就是士大夫阶层。
历史上有意改变这个结构,或者说有意脱离这个阶层甚至背叛这个阶层的君王,最终的结果不仅仅是身败名裂,国破家亡、祸国殃民都会是事实。
王莽有过这样的做法,那个新朝仅仅是昙花一现;杨广背叛了他的阶层,把大隋的基业拱手相送了。
别说什么武后开创了新时代,那无非是借另一个阶层做了替换而已,那个阶层也构成了如今国朝的统治阶层。
虽然赵曦也知道难以改变,可他的三观是坚固的,面对这样的情景做不到无动于衷······他毕竟是手后世影响多一些,后世的教化也根深蒂固。
没法大范围改变,做一些小调整总是可以的。还好,国朝有一个真正为生民立命的王安石。
“诸位阁老,河北道工匠事件,虽不可掉以轻心,但也没必要小题大做草木皆兵。朕相信国朝臣工和乡绅还是体恤雇工的,也有为生民立命的情操,不会对不起先圣的教化。”
王安石似乎有反驳的意思,赵曦压了压手。这些话必须说,先把自己的期望说到,把帽子戴起来,然后才有其他操作的余地。
一个先圣,一个士大夫的使命,这是根本。
“毕竟能在地方州府承办各类作坊者,还是以乡绅为多,都是深受先圣之言教化过的,自然不会违背先圣的宗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赵曦说这些话,王安石可能会当真了,可吕惠卿不会,至于那些跟随官家多年的更不会当真。接下来才是重要的。
果然······
“当然,既然河北道出现了本朝丁口工匠也出逃的事件,这就说明,在国朝还是存在一些受先圣教化而不履行的害群之马。”
“朕倒不是说这样做得有多恶劣。但最起码得知道自己所获得的利益基础吧?朕所谓的君王,不仅仅是臣子的君王,也是商贾的君王,更是黎民百姓的君王。”
“没了士农工商四民,朕的君王也就没了根基。同样的道理,没了工匠,作坊主也就没了基础。所以,有些事朝廷还是需要引导的。”
“不过,朕以为,如今倒不必出台什么限制法令。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此事内阁来议定吧。最好是组织一次全国朝的调查,不分南北,不论富庶与否,不管任何举办体制,即便是国营的、公私合营的,一律纳入调查范围。”
“最终的调查结果,朝廷做个对比,然后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标准。这个标准并不一定要全国朝统一,比如广南西路,就无法跟江南道相提并论,兰州同样也不能与汴梁相比。”
“具体是依照当地的富裕水平来确定标准,还是依照不同行业和不同作坊来确定标准,或者是以作坊主的利润比例来确定。这需要朝廷做大量的工作,要多方采纳意见。”
“这一点朝廷也要充分借鉴牙行的经验,同时也要一定程度上考虑工匠的诉求、作坊主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