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海州城的例子发生在现在,那结局全然不同。
州府衙门同样会贴出通告,但内容却是修缮城墙需雇工多少、每人每日多少银钱并当日发放、管几顿饭、预计工期会有多长时间等具体详情,这样一来的话,不管是州城还是地下县乡的百姓们,都会根据农活的忙闲来决定是否去工地上多挣一份外快。
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华夏历史上这种情形的出现,造就了数个王朝的盛世。
那么永久取消徭役制度后,大明将会创造出何等灿烂的盛世美景呢?
与徭役相伴的还有赋税。
对百姓伤害最大的并不是要缴纳多少公粮,而是收粮的过程。
收粮时,踢斛淋尖、大斗进小斗出,这两种恶劣方法最直接的影响是,既加深了农户的负担,又间接造成了农户对官府的仇恨感,等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一旦遇上天灾人祸,百姓常年受剥削下积攒的愤怒爆发出来,对整个社会造成的破坏力是十分惊人的。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对百姓的伤害,早在崇祯十八年时,朱由检便已下旨,各地官府在收取公粮时,全部用地秤称量,全面禁止使用容器收取赋税的方法。
也就是说,此后各地收取赋税时,以粮食重量为依据,而不是以斛斗是不是装满为标准。
这道圣旨一下,各地官府中,以踢斛淋尖这一特殊技能而洋洋自得的那部分衙差恶吏,从此再无施展的平台。
所谓的踢斛淋尖,就是指用脚踢动装满粮食的斛斗使米粒密集充实以便再装,等到粮食装平斛斗后继续装成锥形而使米粒淋漓下滑,这样一来,农户明明只需缴纳一石粮食,最后却被迫多交了三五斗。
别小看这每户三五斗,累积起来,一个县一季夏粮会多收多少粮食?
多出来的这些粮食会卖给粮商,所得银钱自然就会被官府的老爷们分润了,这可是好大一笔收入。
这种恶行对百姓的伤害是最直接的,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抢劫,百姓们对此都是敢怒不敢言,而个别人这种损公肥私的做法,却让百姓们把矛头对准了朝廷。
无数例子证明,历朝历代的皇帝、朝廷出台各种惠民政策,在具体落实时却变成了扰民、害民之策,而那些制订政策的老爷们对此却是一无所知,高高在上、伸手可摘白云的他们,以为这个天下就如同自己想象和规划里一般无二,哪知道底下那帮孙子已经把老爷们的根脚差不多给挖断了。
朱由检对此深有感触,所以才有了锦衣卫和御史下沉到县,并成为地方常设机构的新机制,正是在这种新机制的有效监督下,朝廷的各项大政方阵才得以落到实处。
这其中,锦衣卫百户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御史的监督对象主要是地方主官,因为人手太少的缘故,他们没有精力对整个地方官府进行全面监督,并且由于同属文官系统的缘故,在某些不太严重的问题上,很多御史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放任地方官员打一些擦边球。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就是大明官场的生态环境。
只要不是政见不同的死对头,大家都会给对方留个面子,避免直接撕破脸后造成的种种后果。
都是给朝廷办事,大家份属同僚,没必要太过分。
但锦衣卫就完全不同了。
天子亲军的身份意味着,所有将官校尉极其后代子孙,永远不可能进入文官集团,他们这个集团的利益全靠皇家带来,根本无须仰文官鼻息,皇家强大,他们才会有更多的好处,沾更多的光。
自成体系的锦衣卫有着自己的产业,当然了,这是在朱由检点头后才发展起来的。
将官校尉们除了当差领取俸禄外,家中多余子弟全都在亲军自己的产业里做活。
毕竟一家数口人不能只指望这一个人赚钱养家,在校尉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只有等到有了缺额,家中子弟才能补录进亲军,那剩下的总不能整日混吃等死吧?
在这种情形下,开办其他产业,让亲军过上更好生活,以使其更加效忠于皇家的策略便应运而生。
开遍大明各地的酒楼茶肆、清楼当铺、商行布庄,以及水陆运输业,有很多是锦衣卫开办的。
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人员流动性强,人口最为密集之处,以便于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能顺便收集到各种各样的社情民意,然后经过筛选后层层上报,最后再由锦衣卫经历司选取最有价值的上禀堂官们,由堂官们报入宫中。
朱由检每天都会浏览锦衣卫情报汇总,以从中找出施政是否得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也是锦衣卫堂官们从来不敢懈怠的原因,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锦衣卫对于文官系统的监督那可真是拿着当自家事来办,有些防家贼的意思在里面。
秦汉唐宋都有过与大明厂卫类似的机构,也是皇帝用来替自己张目,或者干一些上不得台面之事,但这些机构与现在大明的厂卫相比,无论是体量、势力、所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