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氛围和风气,与执政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经过无数实践验证过的。
作为天下之主的皇帝,他的喜好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作为穿越者的朱由检,因为出身寒微,再加上受到前世信息爆炸的深刻影响,对世事有着非同寻常敏锐的洞察力,行事风格崇尚的是亲民务实,对夸夸其谈、故弄玄虚者有着天然的排斥和厌恶感,所以他选择的内阁辅臣也是与他风格相似或接近之人。
不论是孙传庭还是卢象升、陈奇瑜,以及其他阁臣,无不是崇尚实务者,君臣之间商议国事,从无虚言假语,都是直接讲出自己的主张和看法,然后其他人再予以补充或举例反驳,最后再由朱由检拍板。
这种对事不对人的良好风气已经在大明官场蔓延开来。
上至京师部司,下到州县衙门,每遇大事,各级官员都会举行会商,最后形成人力所能及的最佳方案,这种形式已成为大明各级衙门的定式,其结果也被无数事实证明,这是最为高效的工作方式,对大明的社会发展和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是自打破官员任命拔擢的身份后,不少能吏进入到各级衙门的决策层,这种鲶鱼效应带来的冲击,给大明官场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为了消除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吏员出身的官员们无不是尽心任事,力争在每件事务上都做到最好,生怕因为做错事而前功尽弃。
而进士举人出身的官员们,内心本就骄傲,也不愿在公务处置的过程中被学历更低的同僚压一头。
在这种微妙的环境下,绝大部分官员都是打起精神,尽可能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
因为这样既可以积累政绩,利于将来的考核升赏,又可以向外界证明:瞧见没有?我们也不是死读书的傻子,朝廷把我们安插到现在的位子,看重的还是我们的本事。
人都是有自己的尊严的。
能考中进士举人的哪有智商低的?
之所以如此多的人精并没有在青史上留名,是因为受到历史大环境的局限而已。
要是把这些人放到后世,也基本都是学霸类,尤其是考中进士,比考清北的难度还要难。
或许有人会说,清北也不是个个都是人才。
是,这话没错。
但是清北出人才的几率,总比工地上搬砖出人才的几率要高出无数倍吧?
谁能跳出所处的历史环境去俯瞰和展望?
从来没有。
每个当世人也都是局中人。
除了穿越者。
当然了,一种优良制度的形成,仅靠自觉是远远不够的,严格的、多方位的监督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吏部对各级官员的考核依然是最重要的升黜方式和手段,但因为受限于交通条件的制约,吏部根本不可能派遣人员下到每个府州县去进行实地探查,而凭借御史及各地锦衣卫的情况反馈的话,又怕不够全面。
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在从内阁获悉问题的症结所在后,朱由检仍旧采取了后世较为成熟的做法:任期结束前,所有官员分别对其他人用文本进行评价,之后汇总上报,吏部再根据其他渠道的相关资料,对官员的政绩进行综合评定。
本来朱由检打算采取在行省、府一级设立吏部分支机构,用于对下级官员进行考评的方式,后因考虑到,这样一来,极有可能形成新的利益团体,造成官员抱团的现象,所以最后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其实以大明现在的官场氛围,地方官员很难形成利益团体,而且想要如从前那样混日子也不太可能,现有机制下,有政绩很容易就有出头的机会,适宜慵懒散者生存的生态环境机会不存在了。
只要直面百姓的地方官吏能够实心任事,那整个国家就会沿着正确轨道向前运行,就算速度慢也没什么关系。
既然决定按照后世日耳曼人的经济模式发展,那就没必要着急。
现在大明的综合实力遥遥领先整个世界,不存在需要群策群力、弯道超车的紧迫局面,只要路径正确,慢一点对整个社会更有好处。
在朱由检的整体规划中,大明各地的经济发展要始终维持大致平衡的局面,朝廷财政并不会大力向某个地域做出倾斜。
他不希望看到某地人因为当地经济状况恶劣,从而被迫背井离乡、离开双亲妻儿去异地打工的情况出现,他更希望看到的是,一家人衣食无忧、其乐融融、安居乐业的场面。
经济的快速发展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道德规范、法律约束跟不上,那整个社会就会出现无数丑恶现象,人们为了捞取更多的金钱会不择手段,根本不在乎是违法还是违背道德伦理。
现在绝大多数百姓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工业革命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在全社会进行道德建设是最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