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由在任总统民主党人威尔逊对阵共和党人休斯。这次大选无疑处在一个“非常时刻”,第一次大战的战火在欧洲正愈演愈烈。战争的漩涡随时有可能将准备不足的美国和美国人民卷入其中。
1916年11月7日投票当日,最初的结果传来,休斯似乎占优。
休斯的传记作者Merlo J. Pusey描述了当晚的情景:“当休斯一家吃晚饭时,朋友们多次冲进他的饭厅,喜讯雪片一样落到了他们饭桌上。《世界报》和纽约其他几家报纸都承认了休斯的当选。记者们纷纷求证……时代广场上闪烁着休斯大获全胜的消息,现场估计有十万之众。支持者和一些顾问纷纷要求休斯宣布胜选。”
面对支持者的这一要求,一向谨慎的休斯回答道:“如果我当选总统,那是因为我国人民认为我在危急之时仍能镇定自若。为了不辜负这种期待,我要从现在就开始做起,在我没有把握当选之时,我不会屈服于这种要求。”
休斯的话不能仅仅视为资深政客的审慎。几天之后的周五,加州农村地区传来了足够的统计数字,显示威尔逊赢得了该州。当选票全部统计完毕时,威尔逊在加州确实如胡适所言只赢了三千多票。一些共和党人嗅到了不对劲的味道,开始指控可能存在舞弊,要求打选举诉讼。但休斯不同意,他把这些谣言压了下去。
周六的《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登了“Hughes Siley Fraud Cry”,这自然出于休斯授意,报道中说:“休斯宣布,在没有绝对的舞弊证据的情况下,不应该提出这样的控诉,让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头衔蒙上阴霾。”
到11月22日,终于完成了足够的计票和复核,休斯当即给威尔逊发了一封电报,接受败选。
看完了这边品德高洁的休斯的表现,那一边的威尔逊同样让人充满敬意。
那时美国总统的就任典礼比现今更晚,安排在次年的三月。在欧战战火纷飞、局势瞬息万变的时刻,漫长的过渡期肯定蕴含着相当大的风险。
当此之时,威尔逊提出了一项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的计划。
在大选前两天,他给自己的国务卿兰辛(R)写了一封美国政治史上著名的信件,主旨是商量万一在两天后的大选中连任失败,如何尽快让位给休斯,减少过渡期给内政外交的影响。
他的方案是:在休斯当选和就职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威尔逊将任命休斯接替兰辛担任他的国务卿;一旦休斯就任,威尔逊和副总统就会辞职,于是,根据当时的继任规则,休斯将提前成为总统。
兰辛在20年后的回忆录中透露了威尔逊的这个计划(War Memoirs , Bobbs-Merrill, 1935),此时威尔逊已于1924年作古,兰辛提供了该信的全文。
威尔逊的“高风亮节”,休斯那时当然无从得知。但他们各自都以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和“公心”,完成了政治人物的历史职责,力图不让选举的纷争和制度的缺陷危及国家的根本利益。
其实,像特没谱那样的小丑,在M国是不多见的,至少比在专制制度下死抓住权力不放的权力欲者,要少得多。只不过,这权力欲者都喜好给自己穿上一件好看的外衣,恬不知耻地宣称,他所以要留在位置上,是这个位置需要他,他是为了对民众负责。岂不知,他在应该离开的时候离开,才是真正对国家和对民众负责。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谁,地球都照样转。
经过这两次美国大选的实地观察和研究,胡适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极大兴趣。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他对美国的政治组织、政党、选举、宪法及法律制度等等,都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
在美国生活和政治的熏陶下,胡适开阔了眼界,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思想心领神会。毫无疑问,这对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和生活道路,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14年6月,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随即入研究院学习。次年9月,离伊萨卡赴纽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主攻哲学,受业于杜威门下。
胡适觉得自己太过活跃,交友太广,应酬太多,以至于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做学问。所以他想搬到一个大城市,纽约有几百万的居民,他便可以藏身于此。这应该也是他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原因。
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名称为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bia Uy iy of New York),简称哥大,校址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晨边高地,濒临哈德逊河。是一所世界顶级私立研究型大学,美国大学协会的十四所创始院校之一,也是常春藤盟校之一, 在多个榜单上排名美国前五,世界前十。
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五所大学之一,也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大学之一,截止2020年10月哥大的校友、教授和研究人员中共产生了96位诺贝尔奖得主。 哥大校园里还走出5位美国开国元勋、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