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后,曾北上一游,北大代理校长陈大齐及教授周作人等均表示特别欢迎他回北大归队。胡适遂觅屋预作安排,也是为回北大作准备。
胡适二进北大时,正值胡适的好友蒋梦麟任代理校长,并于年底任校长。他们所面对的是已被军阀政府蹂躏得满目疮痍、生机尽失的北大。于是胡适全力辅佐蒋梦麟校长,开始了重振北大的艰难跋涉。
蒋梦麟谈及上任的情况时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胡适为北大所办的第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北大办学经费因国库支绌,“虽有预算,不能照发。学校进展,遂多障碍”。到1931年前,北大各项设备之价值远逊于国内各大学,以当时对国立各大学设备价值的统计而言:武大910,070元,清华大学511,096元,中央大学436,346元,中山大学186,084元,北大30,917元。
面对如此窘局,蒋梦麟接命后不愿上任,傅斯年遂约胡适到中基会争取经费资助。
1931年1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基金第五次常委会。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会议根据胡适拟定的计划,决定:“每年双方各出国币二十万元,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及扩充图书仪器,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以五年为期”。
胡适所提办法先前曾交蒋梦麟看,他大为感动,答应前来北大主持重整工作。
此计划到后来有所调整,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改为本校二十万元,中华教育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十万元”。据统计,
此项合作计划从1931年开始执行,实际执行到1937年,较原议延长二年。在此期间,双方共提出合作款项195万元。
依靠这笔资金,北大新图书馆、地质楼、学生宿舍楼、实验室等纷纷建成,图书、仪器设备等各种教学科研设施得以大大改善。从此北大走上了一条振兴之路。
胡适为学校办的第二件大事是请人。蒋梦麟上任后,将原文、法、理三科改为三院,任命胡适为文学院院长。
蒋梦麟对三个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胡适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关系,写信劝说朋友,四处网罗人才。经他手所请的知名学者即有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温源宁、叶公超等人。除了文学院之外,理学院的一些教授也由他引荐或力邀,如丁文江、饶毓泰、吴大猷等。
有些学者或因个人困难,无法到校任教,胡适不得不多次去信说服。有些或因校内原因,暂无法聘请,他不得不寻机出面交涉。有些知名学人不宜教课,胡适又建议设“研究教授”。
通过多方努力,北大很快罗致了一批学有专长,成绩卓著的的名流学者。教师队伍的充实,为重振北大提供了师资基础。
胡适这时在校内担任了许多职务。除了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之外,还有文科研究所主任,出版、学生事务、图书馆、财务诸委员会委员,《北大学生月刊》编委会顾问,一度还任教育系主任。至于校内的一些临时兼职和学术团体任职,更是难以胜数,几乎校内的主要事宜,他都是主要决策人之一。
不仅如此,在北平教育界,他也是一个主要发言人。
鉴于胡适的声望,1932年4月,国民政府曾有意让蒋梦麟出长教育部,而由胡适任北大校长,被胡适坚辞;他写信希望蒋梦麟亦留在北大。
汪精卫1933年3月3日,曾来信要求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亦被他回绝。
谈及30年代北大与北平教育界的工作情形时,陶希圣曾有一段回忆:“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北大六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
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中,胡适还担任教学工作。
1931年2月10日他讲“中国中古思想史”课,这是他1925年9月离开北大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大讲台。
他日记中说:“在二院大礼堂,听讲者约三百人,有许多人站了约两点钟。”
这时期胡适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四)(此课前部分由傅斯年、罗庸开)、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此课与傅斯年、罗庸合开)、中国教育问题(与蒋梦麟合开)、传记专题实习。
此外,胡适还举办了一些讲座,影响较大的有在国文系所讲“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1931年12月30日)、“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10月30日)等。这时期,他还将自己的讲稿《中国文学史选例》卷一和《中国中古思想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