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丁文江二人的友谊,堪称民国的一大景观。他们有时志同道合,有时志同道不合,有时甚至志不同道不合,但这些基本上没影响他们相知相识后一生的私谊。
两人相识与1920年,那时胡适是暴得大名的北大教授,丁文江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
地质调查所需要的人员,多数来自北大地质系。前边提到过了,北大地质系的几个毕业生,到丁文江任所长的地质调查所找工作,丁文江让他们每人辨认十种岩石,结果没有一个人及格, 这怎么可以?责任心强的丁文江,了解了北大地质系的教学情况后,发现了一些亟待加强的环节。他准备把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反映给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但是,考虑到这涉及到北大这样的名校的教学质量问题,他有所顾虑,做为校长蔡元培能接受吗?搞得不好,自己反映的情况和意见不被接受,反而会得罪蔡元培这位名人,丁文江很纠结。
刚好不久前,他通过北大教授陶孟和认识了胡适,便找很受蔡元培重用的胡适投石问路。胡适听完情况后,不假思索的对丁说,他的担心完全是没必要的,蔡校长得知这个情况后,不但不会得罪他,反而会特别感谢。于是胡适和丁文江拿着成绩单去找蔡元培。蔡校长果然虚心听取了丁文江关于整顿地质系的方案,决定聘请李四光为地质系教授,并与地质调查所联合聘请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
从此,这也就开启了胡丁二人一生的情谊。
从胡适和丁文江的友谊中,或许能体会出一些交友之道。
胡适一直称丁文江为大哥,丁也确实有长兄风度,一事当前总是替别人着想,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
胡适说丁文江很强的“宗教心”。胡适所谓“宗教心”即“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很强的“宗教心”,即指他特别富有牺牲精神。
丁文江26岁自英国回来后,他的收入完全用来赡养父亲和教育兄弟的责任;从26岁到48岁这22年间,他每年支付给舅舅500元赡养费;每年资助一位贫困兄弟300元。
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渊求哥哥动用一点关系,搞到一张军用免票。丁文江批评他道:“你不是军人,何以竟用起军用免票来?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观念,损坏国家社会,丧失个人人格,我希望你从此不作此想,才不负我教养你的一番苦心!”
后来,丁文渊赴德国留学。在同学的怂恿下,他写信给丁文江,请他设法为自己争取到官费。丁文江回信中再次对弟弟晓之以理:“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的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事费心。”
这封信让丁文渊进一步认识到哥哥的为人。
在与胡适这位小弟的交往中,丁文江更是处处为这位小弟着想,对胡适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
“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他待我真热心!”这是胡适发自肺腑的话。
一次,胡适生了一场大病,丁文江说他的家庭环境不舒适,硬逼他搬家,并替他看定了一所房子,每月80元房租。胡的夫人觉得太贵,丁文江和房主说妥,每月只要向胡的夫人收70元,他代胡垫付10元。
胡适后来听说这件事,十分感动地说:“这样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是世间很少见的,他不但这样待我,他待老辈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这样亲切的爱护,把他们当作他最心爱的小孩子看待。
像丁文江这样的很强的“宗教心”的人,别人肯定愿意与他交往,朋友肯定多。而胡适也同样是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其实他自己也同样有很强的“宗教心”,而且,胡适更是个让人如坐春风的人,这样的两个人成为莫逆,就不奇怪了。
人们常用诤友,来形容二个人的亲密无间,其实,用诤友来形容胡适和丁文江的关系,可能更为恰当。
丁文江积极鼓励胡适参与政治生活,二人携手合作,共同组织了“努力社”,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
1923年,中国思想界爆发了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学派和玄学派的主将分别是丁文江和张君劢。这场笔墨官司一开战就吸引了新文化运动的几乎全部著名人物。论战的紧要关头,正在养病的胡适耐不住寂寞了,一篇《孙行者与张君劢》横空出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逻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手心。最终,科学派大获全胜,丁文江的个人声望也达到巅峰,成为很多学子心目中的青年导师。今天人们常说的“科学人生观”这一概念,就是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首先提出来的。
前边提到过,1933年11月,蒋廷黻发表《革命与专制》,胡适随即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