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朝中百官看到汪直传阅的两份协定,《京都协定》和《汉城协定》,《京都协定》还好,毕竟之前的日本都很久不来大明朝贡,这次给他些教训,这对百官来说,无可厚非
最主要的是每年日本还将对大明朝贡十万两白银, 并且割让了每年可以开采一百万两白银的银矿,这些进项可都是入大明国库,归属户部管理。
自从朱佑樘登基后,他将大明国库和内库完全分离,并且皇家将不在毫无节制地从国库内划来钱财进内库,今后内库也不会无休止补贴国库。
国库每年供养皇上赋税的百分之一,皇室将不再要求各地进行进供,宫内一切用度都需自行花钱采购, 比如茶盐丝麻,还有食材等等,都是需要皇室自行花钱购买。
国库和内库彻底分开后,朝中再无大臣说皇室靡费巨大之言,而皇帝开商行的流言也随之减少,因为按照皇帝朱佑樘的诏令,弘治元年,国库拨款给皇室的是两百七十万银元,这在历年来大明诸位皇帝,可以说是最少的。
不仅如此,朱佑樘还规定今后皇室需要举办任何典礼,都只需皇室自费为之,若是国家举行典礼,才需从国库掏钱。
光典礼一项,便为国库减少两百万银元,所以说国库划拨给皇室的两百七十万银元, 是远远不够皇室开销的,大臣看到皇帝为了大明竟然做到如此地步,一些不懂经济之道的大臣,纷纷赞扬皇帝朱佑樘纯良俭朴。
对于皇帝经商之事,百官也不在激烈反对,实在是国库拨给皇室的钱财不够皇室用度,皇室想办法弄点钱补贴家用,无可厚非,毕竟整个大明都是朱家的。
皇帝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竟然不光直减用度,而且从事被人看不清的商业贱业,百官还有何指责的?皇帝都没有像先帝成化皇帝那样霸占无数良田,占为皇庄,这已经算是贤明皇帝之典范。
做大臣的要知趣,非得逼迫皇帝盘剥农人才好吗?与商人争抢,总比盘剥农人百姓要好,这是朝中文官士大夫普遍的想法。
虽然也有几个家里有个商铺,或者有些经商的官员,认为皇帝经商挣得更多,但是毕竟这样的官员太少,声音不大,很快被湮灭于众声中。
毕竟在大明此时的阶段,士大夫普遍认为积攒财富的最好手段就是保有巨大的土地, 而不是经商,经商那是贱业,而且风险极大,说不定哪天就血本无亏,君不见这几年跟风去开铁厂,办矿山的那些地主,个个都血本无亏吗?
正所谓经商有风险,入行需谨慎!
朱佑樘登基以来,大明看似沸沸扬扬,彷佛大明就要天下大乱,大明日报中,不是今天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有问题,但是百官对他的拥戴却空前高涨,为何?
盖因朱佑樘这个皇帝将百官之前朝廷拖欠的俸禄全部补发不说,还给全国的官员加薪,甚至是以前朝廷发给百官的交子也折价给他们兑换成了银元。
这一桩桩,无不彰显弘治皇帝是一位有担当的皇帝,一位爱臣如子的好皇帝。
如此的一位好皇帝,怎能不让百官拥戴,喜欢,所以皇帝朱佑樘偶尔的一些出格行为,百官也就视而不见,但是汪直此次的日本朝鲜之行,似乎触碰到了文官的底线。
或者说汪直此次行为明显超出了文官的容忍范围,一国之邦交那是大明文官干的事,教化番邦之国,应该用儒家士大夫之责,怎可让一宦官行虎狼之手段。
“启禀陛下,用武力威吓朝鲜,此乃财狼手段,我大明乃堂堂文明之国,岂可行此蛮夷之手段?”内阁次辅刘健率先忍不住,出列弹劾道。
“刘阁老此话,本人却不赞同了,在下想要问一问刘阁老,关于日本的《京都协定》,不知道您是否有异议?”汪直可不是温良恭顺之人,直接开口反驳道。
“这……日本,这些年,对大明不太恭顺,教训一二,也情有可原,但是让日本割让土地,却是有些过了。”刘健对于在日本签订的《京都协定》,虽然大抵有些不满,但是还能接受。
因为日本之前对大明就不太友好,教训一二,也是应该的,否则今后藩属国都会失去对大明的尊重。
刘健虽然喜欢用传统儒家治国,但他又不是那种腐儒老学究,他还是注重事功的,对大明有礼之事,他也会去做。
如今汪直在日本,只是对着他们京都放了一轮炮火,便让日本俯首称臣,并且每年还能从日本获得一百一十万两白银,如此有利大明之事,刘健他不可能昧着自己的良心反对。
只是刘健都不知道的是其实他的内心也是因为在日本获利颇丰,一年是一百一十万两白银,这相当于原来大明赋税的将近二十分之一。
不知道从几何时,大明官员也开始言利,大概是从朱佑樘登基开始的,朱佑樘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在大明日报上天天鼓吹大明税赋之难点,反思大明国力远甚前宋,疆域数倍前宋,人口和前宋相彷佛,为何赋税却只有前宋的四分之一?
假如大明有前宋的那般数量的税赋,大明可以干很多事,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