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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佩青也知道她明白，轻轻笑了笑，终于起身，系好西装上的纽扣，舒出一口气，道：“叫我讨饭也就罢了，只怕有一天要为千夫指……”

    战事不利，军费大增，财政几近崩溃。没有钱，仗便打不下去。而借款总是要还的，以这样苛刻的条件，要来的究竟是援助还是饮鸩止渴，没有人能预知结果。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开战以来得到的第一笔外国援助。仪式顺利举行，双方签字，握手。闪光灯亮起来，那场景定格成一张照片，登在中美两地的报纸上面。重庆方面也发电报过来表彰。顾问室里的人大都扬眉吐气，自觉有了一件实实在在可以拿出来讲的功绩。

    签约之后，程佩青去往纽约，筹办贸易公司的事情。再加上春节临近，干脆给下面的研究员放了假。

    顾问室里的人都很高兴。他们在华盛顿做事几年，有的在此地成了家，有的已经接了家眷过来，也有的几个人聚在一起过年。

    只有钟欣愉没有去处。本来是要大家轮流值班的，但她自愿每天都来，应付一些信件收发的杂事。如果程先生临时有什么需要，从纽约发电报或者打长途电话回顾问室，也不致于找不到人。

    那几天，公事房里总是很清净，没有人声，也没有香烟的味道。窗外是萧瑟的园景，树都褪尽了叶子，草坪一片枯黄，而且也不会再下雪了。冬天已经过完，但春天还没有来。

    钟欣愉仍旧像平常一样，做着自己手上的事情——记录上海电报过来的汇价，看远东各地的报纸，检索出有用的信息。

    极其偶尔，她从资料和打字机上抬起头，恍然不知年月，错觉光阴好像被无限拉长，公事房里的一天，世上已是千年，只剩下她一个人。直到看见墙上那几面挂钟，其中之一调的是中国的时间，才意识到农历虎年已经过去了，这是己卯年的正月初一。

    法币挺过了 1938，和她所料的一样。

    她从抽屉里找到一张五块钱，对着那张钞票上的孙中山说：新年快乐。话说出口，却又笑起来，觉得自己大概是疯了。

    巧合，抑或是命定。就是在这样的一天，她接到门房打上来的电话，说有人找她，正在楼下等着。

    她只当是递送材料的邮差，撂下听筒，顺楼梯下到底层，一直走到门厅那里，却没见有人挎着绿色邮包。

    当时是傍晚了，外面很冷，天已经黑下来。

    她正想去找门房问，听见有人叫她：“欣愉……”

    她回头，看见一个男人从休息室那边的沙发上起身，朝她走过来。他栗色头发，蓝眼睛，很高，也很瘦，身上穿着大衣，好像还带着户外的冷气。

    黄铜吊灯的光照亮他的脸，门厅里还有其他人进进出出，他们隔着几步的距离相望，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Evan！”她开口道，也是轻轻地，却知道他一定能听见。

    他们走到一起，又慌手慌脚地去找一个角落，为了不碍着别人的路。

    不等站定，她就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看到你了。”他跟她讲汉语，目光没有一秒离开她的脸。

    “什么”她没懂他的意思。

    “我看到你了，”他重复，低头笑了一下，还是从前腼腆的样子，“在报纸上，桐油借款的新闻，我一看就知道是你。”

    她简直不敢相信。报纸上根本没提她的名字，照片里也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像。她站在后排角落，太小太小了，就算用上放大镜，大约也只能分辨出黑白灰的点子。

    但他就是看到了，一眼认出是她，不由分说地赶到华盛顿，四处打听了一圈才找到这里。

    他们相视而笑，然后拥抱在一起，毫不介意周围人的侧目。年少时那一小段未曾开始的恋爱似乎已经被遗忘了，包括最后分别时的不愉快。

    那天晚上，两个人一起吃晚餐，坐在唐人街聚贤楼的小包厢里，屏风上的图案映到他们身上。外面在舞龙，鞭炮一串串地炸响，忽然就有了新年的味道。

    艾文告诉她，自己现在住在纽约，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里读一个历史方向的博士学位。

    钟欣愉笑起来，像他这样一个人，淹没在故纸堆里，读那些遥远的故事，实在是太合适了。就像从前一样，她忆起杰米的书房，以及他们躺在烟榻和地毯上看书的时光，当时的情景竟还历历在目。

    她也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他，在上海读书，在宾州读书，到华盛顿来做事，简单到乏味的地步。

    但是没关系，他们半斤八两，互不嫌弃，也无所谓有没有话讲，反倒是一个话题接着另一个地聊下去，甚至抢着说起来。汉语，英语，洋泾浜，这一顿饭上说的话或许比她几年以来的都要多。

    当晚，他找了一家旅馆住下，距离顾问室或者她住的地方都很远，倒不是为了避嫌，而是经济上的缘故。但少爷到底是少爷，并不介意把穷说出来，他简单地向她说明：“我现在自己生活。”

    她点头，又笑了。是因为这奇特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