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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轻描淡写，而是她真的这样想。与她和林翼曾经的经历相比，这实在不算什么。而且，她越来越觉得，这其实就是秦未平安排她到这里来的原因。

    不止一个两个，香港也有。

    1950 年 1 月，英国政府承认了新中国。

    也是在那个月，中行香港分行通电全国，宣布接受北京总行的管理。

    紧随其后的，是中行在东南亚各国的分行与办事处，缅甸、印度、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香港其他十几家中资银行，也都发表了起义通电，声明保护行产，听候人民政府的接管。

    同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援朝，美国对中国实行金融封锁，财产冻结，物资禁运。从那时起，这些散落在海外的机构便成了中国进行国际间资金划转的唯一途径，仿佛哨站。

    也许还是那句话，不止一个两个，而是在每一处。

    1951 年初，中环德辅道上的中国银行大厦落成，是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

    那一年，香港分行的职员不满百人，只占了两个楼面。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及中国保险、中国外贸、中国航运在香港的办事处，也全都迁进了这座楼里。

    钟欣愉分在七楼，做外贸融资，结算，也做侨汇，最要紧的就是想办法绕开封锁和禁运，把钱、原材料和关键设备弄进来。

    此后两年，朝鲜半岛上打仗，香港也乱了一阵。到处都在传，此地的局势或许也会有变。许多人移民出去，地价跟着往下跌。

    林翼却在用书画生意上赚到的钱买楼，石阶路，荷里活道，一个号码一个号码地买过去。

    刚开始有人看笑话，说这下肯定套住了，血本无归。等到仗打完，局势逐渐稳定，地价重新涨起来，又都说他运道好，眼光好。

    只有他们俩自己知道，这其实无关眼光，只是因为他们把此地当作家园，好或者坏，都是这里了。

    那时，钟欣愉已经四十多岁，孩子们也都渐渐长大。

    有人问，林太你为什么还要出来做事呢

    她只是笑，说我先生总在家，我要是不出来，每天大眼瞪小眼地肯定要吵架。

    话虽然这么讲，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形影不离的两个人。

    他们还是会像从前一样，去皇后戏院看电影，告罗士打餐厅吃饭，半岛酒店跳舞，又或者只是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但更多的时候，他们静静地坐在灯下，修同一幅画，写同一幅字。直到她烦了，喂水果给他吃。他捉住她的手骂她，说你当心弄到画上了，却又轻吮她的手指。

    给孩子看见，总要做鬼脸。就连小金，那时候已经是老金了，都嫌他们腻歪，偏要从两人中间挤过去。

    轮到她休假，他们便出去旅行。

    有一年，去的是日本。是她提出来的，当时从香港坐飞机过去已经很容易。

    他们去了东京，又到川崎市。但明治大学里的第九研究所早已经被美军接收，不能靠近。据说，美国人对所有特殊研究都很感兴趣，常常用免除刑期为条件，交换相关的资料。她不知道鹤原是否还在监狱里。

    恰如香港当时在搞的索赔，有人收集了民间几千万的军用票，要求日本政府按价回收，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大战结束十年，银座的马路上还有轰炸之后未建的荒地，但当时的那段经历仿佛已经被掩埋了。

    那天夜里，他们回到旅馆。

    关了灯睡下去，她靠着他问：“那时候到底怎么样”

    而他不语，抱了她许久，才对她说：“欣愉，我很想你，我真的很想你……”

    她只觉好笑，因为他们分明一直在一起，转而却又动容，是因为懂了他的意思，这便是他当时唯一的念头。

    回到香港，生活继续。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德辅道中行大厦已经成了她工作过最久的地方，办公室里的写字台上，家人的照片摆出一张又一张。

    阿渡大学毕业，去了英国读艺术管理。这是在同风轩里发掘出来的兴趣，但她自觉没有做艺术家的天分，还是做个艺术商人更合适。

    拿到学位之后，她留在那里的拍卖行工作。第二年写信回来，里面夹着一张照片，竟是她和秦未平的合影。

    我又见到秦伯伯了！阿渡在信里写，字里行间都透着兴奋。

    照片里的秦未平看起来瘦了些，两鬓染了霜色，又换上了曾经穿惯了的三件套西装，去伦敦是因为一次贸易上的会谈。

    钟欣愉读着，只觉恍惚。他做贸易，她做外汇，哪怕是这样两个关系紧密的工作，她也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又过了几年，在行里看到北京来的报纸，上面登着他的讣告。她一瞬便泪涌，想他不过 60 岁而已。报上说是因为脑溢血，也许就是过去偏头痛的毛病。

    那时，已跨入 1960 年代。中行的海外机构大多关闭，最后只剩下伦敦、香港、新加坡三个地方。郑经理也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