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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和Caresse还是日夜颠倒，昏头昏脑的样子，直到下午三点多午觉睡醒才又精神了。起来的时候，我爸在客厅接电话，拿着听筒，含含糊糊的说：“没有，工作忙吧，呵呵呵呵。”猜得到电话那头是在问我有没有带老公回来。

    等他电话挂掉，我说：“谁要是问起，就实话实说吧，又不犯法。”

    爸爸点头，妈妈说：“你奶奶高血压，要气死了。”

    这是个大家族，表兄堂弟的数不清的亲戚，往上数三代也只有一个嗜赌的堂房叔叔离过婚，而我曾经是这一辈儿里最好的。我们正商量着要不要索性大大方方的把我的婚姻状况讲出来，结果却是多余的，尚在彼岸的Victoria已经免费替我宣传过了。我不太清楚最早的版本是怎么样的，反正甲告诉乙，乙再说给丙听，慢慢的也不知道原来是怎么说得了。有个亲戚很关切的看着我，问：“现在怎么样了，事情都处理好了吧？”我以为他指的是离婚，就说已经好了。搞了半天才明白，他听到的版本是，我在美国被人骗了。

    89．纸飞机

    在上海。Caresse这样肤色的小孩总会吸引许多人的注意，引出更多关于她身世的问题。我说的许多人包括邻居、物业管理员、商店店员，甚至公园里同样带着孩子的陌生人。大人们喜欢逗她讲话，引她笑，叫她“洋娃娃”，转身却又在感叹：现在没爹的小混血真是到处都是。孩子们则是更加公开讨论她的发色、眼睛的颜色，大一点的会说出“血统”这样高深的词，好像她是一只半比熊半贵宾的宠物狗似的。

    我以为自己会受不了这样的场面，但实在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忍受不了的，没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我不回避那些问题，不少说也不多说一句。而且，尽管看起来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Caresse也有她自己的魅力，融入到他们当中去。她很快跟外公外婆混熟了，也喜欢跟小朋友玩，很愿意跟人家手牵着手走路。那些小孩子也逐渐喜欢上她。刚会讲话的小信很远看到她就大声叫她“咔咔”，六岁的诺诺调低滑板车的扶手，让她把着扶手站在上面，推着她在花园里转圈。她在阳光里面，笑的快乐无比。

    几天之后，在餐桌上，我爸刚放下碗，Caresse突然说：“阿拉饭饭吃好了。”说的很响很清楚，那是她第一次说出一句句子，用上海话，不是英语。

    第二天我跟Lyle约好要通个电话的。时间约在上午十点，因为那个钟点Caresse总是醒着的。九点半之后，我不自觉的看了好几次时间，突然发觉自己怀着一种几乎按耐不住的兴奋的心情。可能我只是因为高兴，想要把快乐的事情告诉其他人，也可能还有别的，不愿意承认罢了。

    电话很准时的响了，我们互相问候，我把Caresse新学会做的事情、说的话，讲给他听，然后把小孩儿叫过来，听筒放在她耳边，说：“Caresse叫爸爸。”

    “妈——咪——。”小孩儿一边笑一边叫的很响亮。越洋电话两头，所有人都笑翻了，连带Caresse自己。

    她能说一整句话，却一直分不清楚称呼。对她来说，“妈咪”是对所有照顾她的大人的总称，我是“妈咪”，Lyle也是“妈咪”，保姆还有外公外婆都不例外。

    等我回到电话上，Lyle似乎有点无可奈何，问我：“你说要不要带她去看医生，育儿专家之类的？”

    “等我回来再说。”

    “告诉我回程的航班号码，我过来接Caresse。”

    “你来接Caresse吧，另外有人会来接我。”他不说来接我，我也无所谓。

    “好。”他回答。

    挂断电话，我妈看了我几眼，好几次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忍不住了，问我：“你们两个现在到底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看你们好像还满好的样子嘛……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妈接着盘问。

    爸爸则开始循循善诱：“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老是喜欢一手抓着爸爸一手抓着妈妈，一边走一边跳啊？你女儿要是也想这样，你一个人是抓她左手还是右手好啊？”

    我没接茬，又是个没办法回答的问题。我只能叫自己相信Caresse不会因为我跟Lyle不能走在一起而错过任何一点点可贵的童年乐趣。

    一个礼拜之后，我重新收拾东西准备回去。爸妈在旁边看着，妈妈抱着Caresse，感叹：“刚刚熟悉了又要走了。”

    而我拿起那个旧水晶球，问他们能不能带走，纽约可能有地方可以修。没有人反对。

    飞机在JFK机场落地是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多。照之前说好的，Lyle来接Caresse，我叫了Nick来接我。如果是Hiroh那样的环保主义者，一定会算算我们浪费了几升汽油，多排放了多少吨温室气体，只为了人类和人类之间微不足道的感情问题。

    走出国际到达口的时候，Nick已经到了，靠在一面半人高的玻璃扶手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