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因在自己面前炫了把学问,赵昺看着其难掩得色,当然也不吝啬露出些许赞赏之意,让其陶醉片刻。而他清楚在演义中名臣贤士遇到明主纳头便拜,心悦称臣,谱写段君臣相宜的历史佳话的事情,在实操中几无可能,不过也可能是自己魅力不够,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好事。
事实上赵昺遇到的‘能人’多是自己以诚待人,相互经过长时间考量才归心的,就是相交于危难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忠贞之士。更多者是迫于生计,或是求财,或是求官,甚至是保命才会出现甫一见面就表急忙忠心的人。
至于那些名儒贤士往往十分清高的,做不出‘一见钟情’的事情。而且对所谓的‘明主’十分挑剔,对其的品行、声望、学识、执政理念等等皆会在意,即便有心投靠也会待价而沽,看皇帝能否开出合心的‘价码’。
对于刘因赵昺还是十分赏识的,几次见面其虽然怼了他好几次,深陷敌营没有表现出对他这个帝王的畏惧和卑微之色,体现了一个传统士人的风骨。而其学问自然不会差,否则他一个穷酸也不会在中原儒林赢得魁首之位。
当然赵昺对刘因的敬重是来自于其的风骨和学问,而非他的治世之才。那种所谓窝在深山苦读几十年,精研治世之道的隐世大才,一出手就能济世救民,统一天下的大儒,他没见过,也不敢用。
想想以当下的通讯水平,又身居偏远之地,‘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就是个传说,其学问再高也是不谙世事,不明天下形势及帝王所思,百姓所想,又毫无治政经验的空谈家,如何有针对时事提出自己建议,制定完善的措施。且即便其敢提,赵昺他也不敢用啊!
不过赵昺也认识到真正的儒者或儒家,并非人们一般会想到那些懦懦弱弱,文质彬彬,手捧书卷,只会死读书,而手无缚鸡之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腐儒、酸儒,且满嘴之乎者也,满嘴仁义道德之人,而且泥古不化,逆历史潮流而动。
他的师傅无论是应节严,还是江璆皆是文武皆通,学识渊博的儒士,而如陆秀夫和文天祥等一班僚臣也皆是如此。且他们最宝贵的宝贵的不是金玉而是忠信,不谋求占有土地而把仁义当做土地;不求积蓄很多财富,而把学问广博作为财富,他们在适当的时局和正义的事情上才出来济世,否则宁愿安于普通人的生活,邓光荐便是如此的儒者。
对真正儒者最恰当的说法便是我们熟知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见利不会忘义,见死不改操守,有勇武气力但不轻易施展。做事有谋略,能预见未来,故有所准备,不学习什么权谋之术,敢于直谏,为民请命。
另外凡有大智慧者,大家肯定都能想到,有见识的人,他的学历一定不低,即使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导致并没有在学校接受过系统的学习,但是他一定自学过很多东西,眼界远胜于常人,必然在社会,经济,人际关系,政治,博弈论,文化等方面有自己的一定见解。对于政治能够从多角度与多方面分析,而不是拘于某些单纯的层面。
在刘因身上赵昺看到了一个儒者应具备的所有素质,其虽然没有入仕,缺乏治政的经验。但其久居地处交通枢纽的真定城,也使这里成为消息流转之地,且与各地儒者的交往,使他不难获知各方面的情况。而他又身处底层社会,对平民的生活状况定然感同身受,必然对当前社会和局势有着自己的认识和判断。
孔圣也有‘学而优则仕’的入世之说,更是将‘为王者师’作为一个儒者最高追究。当然刘因肯定也不会免俗,否则也不会应诏前往大都面圣。至于没有入仕也许是真的因为身体有佯,但也可能是因为不为言说的原因,但其心中肯定有一展胸中抱负,实现济世救民的理想……
赵昺当下与刘因相处已有一个来月,两人见面机会不多,谈话也说不上平和,不是互怼就是相争。今日算上难得的和谐,看其相谈的兴头正盛便请教道:“静修先生,宋元决战在即,若是我朝侥幸取胜,将蒙元逐出中原,未来必然还会相争于塞外,采用何策略为上?”
“草民学识浅薄,不敢为陛下献策,但可就自己所知一二言说于陛下!”见南朝皇帝向自己请教,刘因还是有些恍惚,但很快便冷静下来,略一思索道。
这些日子南朝皇帝知其在观察自己,而他何尝不是在考察其。以他来看,南朝皇帝虽然年轻,但做事沉稳,行事果决,十分受臣僚们爱戴。难得的是其身为皇帝,待下和善,对他们从不苛责,且生活简朴,身上穿的常常是与侍卫同款的旧衣,吃的也与众人无异,非遇假日和大事少有宴饮。
在治政上,刘因也发现南朝皇帝关心民生,出台的政策也多维护平民利益。在选才用人上虽事功轻学,他也能够理解,毕竟维护一个国家的运转缺不了钱粮,而这么多年来时刻面临外敌威胁,也需要巨额的军费保证战争开支,如此用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他也明白中原士人在蒙廷屡遭色目人打压,也多是因为献策好高骛远,太过理想,难以实施。又眼高手低,不善理财,无法解决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