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陶望龄,袁宗道到他那边一闹,沈一贯肯定是‘惊怒交加’的。
因为此事,董份及长孙嗣成、次孙嗣昭先后过世,最后其多年侵占的民田也是大半还给了老百姓。
沈一贯满口推脱说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皇上的意思啊,你们就不要为难我了。
自从皇长子出阁读书后,天子对于皇长子的忌惮之心是越来越深。张诚等明着暗着打压皇长子,在慈庆宫供给的事上作手脚,以为天子看不出来?
但是孙丕扬也是硬骨头,愈挫愈勇,当即派袁可立出审此案。
天子下旨指责皇长子,表面上看是为了郑贵妃出口气,但其实意在对皇长子进行敲打。
其实事情到了一步也就是了,大家你好我好收工就是。
当时袁可立在浙江任官时,正值倭寇来犯朝鲜,当地官员‘过度紧张’,不少豪商被衙门无故安上通海通倭之名。袁可立却不冤屈一名百姓,经过详查平反了不少冤案。
林延潮看到这里,也是为陶望龄,袁宗道二人直摇头。
当时董份在浙江霸占民田,已是一方暴富,在严世蕃时列举明朝‘福布斯排行榜’,董份就位列大明十七人之一。到了万历二十年时,董份积攒钱财已是到暴富的程度。
当时一位御史因事触怒天子,沈一贯遂上意,要将此人廷杖。结果引起了几十名科道言官一起赶到文渊阁,求沈一贯相救。
孙承宗等众讲官不忍着,将张诚减少慈庆宫供给的事公之于众,也不能说是有错。
林延潮也是写信给袁可立,让他手下留情,放人一马,但袁可立却是没听。
到了万历二十二年的时候,浙江民变。
董嗣成不仅林延潮同年,他任礼部郎中时,与林延潮交情也是很好,而且申时行屡次来疏要求林延潮,以及沈一贯关照董份。
沈一贯知道是袁可立后,于是新仇旧恨就连着孙承宗一并算上了。
袁可立离开浙江后,浙江百姓可谓是沿途相送,同时还以两百年来唯一一位推官的身份入苏州名宦词的官员。袁可立到了京师时,天子也是破例召见。
当时范应期也是如此民怨极大,当地知县迫于民意将祭酒范应期抓起来,结果范应期上吊自杀。此事被董份知道于是指点范家上京告御状。天子降旨将查办此案的浙江巡按,乌程知县问罪,一个被戍边,一个被革职为民。甚至连推举浙江巡抚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及浙江巡按的左都御史都牵连问责。
至于沈一贯之言,袁可立更是不理。沈一贯大怒之下放话要找袁可立麻烦,哪知孙承宗站出来替袁可立宽解。沈一贯顾忌孙承宗皇长子讲官的面子,这才含怒收手。
毕竟此事过后,他们是在满朝文武上下获得了名声,张诚也得到了天子更近一步的信任,只是唯独令天子对皇长子忌惮更深。
此事一出,浙江官场震动,有范家例子在前,谁也不敢再查办董份。
沈一贯所发的,于是陶望龄,袁宗道等人翰林们气愤不过,前往内阁找沈一贯说理,为孙承宗,李廷机叫屈,指责沈一贯为何不封还圣旨,而是帮天子指责皇长子。
沈一贯连连冷笑看了袁可立一眼,对左右问道:“这末座白皙者何人?”
哪知陶望龄,袁宗道却挺身而出对着沈一贯批评了一番。沈一贯的态度本就是倾向支持于皇帝,毕竟是王锡爵的现在,岂会无缘无故封驳这圣旨,再说皇长子受训斥在他看来也是‘咎由自取’。
再加之焦紘又上了一个养正图解,这都还没当太子了,就已经按照太子教育了,这样劝进也太过分了吧。
最后天子抓到这机会对皇长子训斥一番,也是平复上次闹事的风波,其实是告诉你,这储位朕还没给你呢,你不能抢,你的老师们这一次就代你受过了。
当时袁可立新官上任,在末座笑道:“这不是皇上的意思,而是相公不肯相求耳!”
而且沈一贯对孙承宗早有不满,此事却起于袁可立。
而这一次袁宗道,陶望龄为孙承宗喊冤。从帝党的角度而言,沈一贯肯定是要站在天子一边,而不是皇长子一边,所以他趁势以退为进,重新祭起了王锡爵的老套路向天子辞职。
在有前任的前车之鉴下,袁可立要彻查此案,可谓背负压力极大。
袁可立当年在苏州给申时行后院点火后,虽然被贬,但清正之名却传遍了朝堂之上。
此言一出,所有御史们都是惊呆了。唯独袁可立夷然不屑,在众人面前为御史叫屈。
因为这些政绩,作为当初力荐袁可立的孙丕扬,也是毫不吝啬,以天下官员政绩第一的名义将他举为给事中。
无故背锅岂是好受?
也许是年少得志,袁可立有些没有把握分寸。
当时浙江的百姓状告其侵吞家产的状书可谓是塞满了衙门口,这与当年海瑞到应天出任巡抚时,百姓们状告徐阶实有的一拼。
起因在于前礼部尚书董份,以及前祭酒范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