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本质上是东南搢绅阶层反抗大顺“护佃新法”的暴动,但顺军没有进行直接的武力镇压,而是通过暗中支持地方贫农的打砸,就瓦解了东南搢绅群体的反抗。
此案以后,江南佃农多以有大顺军撑腰为底气,民风变得异常骁悍,动不动就抗租,和搢绅地主对抗,造成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
由于朝廷在这种事件中,多偏袒佃农贫民,搢绅阶层的合法利益受到严重损失,以至于钱谦益发出了“朝廷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士大夫也”的哀叹。
也因此,东南士绅多以佃农剽悍难制为理由,大量拖欠赋税。他们无法从佃农的手上收到足够地租,干脆就不向朝廷纳税,试图以此胁迫朝廷,使朝廷在地方司法中转为公正。
但是大顺朝廷财政相当宽裕,根据户政府的统计,由于营庄制推广时期获得的巨额土地收入,还有对清军作战两次缴获的共计一亿多两白银,足可以让大顺朝在应对东北、西南战事的同时,不受东南搢绅地主抗税的胁迫。
这样的情况之下,东南士大夫们上受制于朝廷、下受困于刁民,活生生体会到了一下收不到地租是什么样的痛苦感受了。
毕竟那些佃农刁民有朝廷撑腰以后,很多人干脆连四成以下的合法地租都抗租了!
也是受此影响,田产的预期收入降低到了让人大跌眼镜的地步。
毕竟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添置土地,几乎不会有人是亲自去耕种的,而是全部把土地转租给佃农,通过向佃农征收地租获利。
现在征收地租如此困难,而搢绅又不可能自己下地去耕种大量土地,就算真有所谓诗书耕读传家之人,那即便是多达几十口、上百口人的大家族,又能亲自耕种多少土地?
像过去那种跨州连郡的土地兼并情况,是绝不可能出现了——因为这太不划算啦!
土地的可预期收入大幅度下降,自然造成市场上的土地价格大幅度下降。
甚至就连江宁、安徽、江西、苏松一带的优良水田,现在价格相比崇祯十六年时,也已经下跌了四成以上。
而且便宜到这等地步,多数土地还没发交易出手出去,因为根本没多少人愿意去接盘。
到这时候,当初在营庄制改革中被迫出让土地,手上只拿到一堆工场股本的绅商们,突然就感到自己的眼光高明了,原来土地现在是这样的不值钱呀,而自己手里的股本们,价格却在飞涨起来。
大顺在楚闯时期,还有永昌元年、光中元年、天法元年,数年时间内,已经通过营庄制改革聚敛了数量惊人的土地。
现在李来亨推行清田驰禁的改革,事实上是以均田制的方式,将营庄制改革时聚敛的大批搢绅土地,又重新分配给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这种做法使得大量土地在短期内冲进土地交易市场中,同样降低了土地交易价格,而且也使得本来就无多少积蓄的少地农民,完全放弃了在低地价的情况下接盘的可能性。
如此,全国地价倾泻式的下跌便再也无法阻止了。
在地价大规模下跌的同时,则是工商业迎来了快速的发展和繁荣。
那些早期就投靠大顺的绅商,占尽了先发优势。他们现在越来越感谢当年主持营田制改革的白旺白总裁了,耿应衢因此还组织了一批商人,在湖北八府的所有县城都为白旺修建了财神庙进行祭祀,将其捧为了商人的保护神。
落后一步的江南搢绅,在投资田产无利的情况下,只能坐视自己以土地计算的资产价格疯狂下跌。
想要挽回资产价格疯狂下跌的颓势,就必须改善资产几乎全由土地构成的这种不良结构。
如此大量的钱财也就流向了受到朝廷鼎力支持的各式工坊当中。
而且!
东南搢绅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当他们在地租问题上同佃农发生矛盾的时候,官府几乎是清一色的偏袒佃农、打压地租,即使是有东南籍贯出身的“好官”保护士绅,也很快会遭到上级问罪,从此仕途无光;
可是当他们在工坊经营和劳资问题上,同雇工发生的矛盾的时候,官府却是清一色地站在绅商这一边,对雇工百般进行打压。
这样明显的对比,再搞不清楚应该把钱拿去买地,还是把钱拿去办置商铺,那就太蠢了。
工商业的繁荣,可以为大量失去投资渠道的钱财找到出处。但短时间内,土地价格暴跌,工商业却异常繁荣,很可能造成百货腾贵的情况。
毕竟短时间内,市场规模难以产生重大变化。所以李来亨也觉得很有必要将开拓市场提上日程,海外贸易一年约两千万两白银的贸易额,可不能再继续任由郑森把持下去了。
海外贸易一年两千万,那是在全无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形成的惊人规模。
如果有朝廷的鼎力支持,有内地各省的协调并进,李来亨甚至认为将海外贸易额一年的出口量,提高到三千万两的规模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