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法十五年,李来亨诏令山东、苏松、浙江、福建、广西五省,开办船政传习所,以为海运招商局和南洋延平公司储备骨干。
天法十六年二月,由于部分省份财用困难,无法办理那么多种类的学校和传习所,皇帝即诏令财用困难的甘肃、贵州、广西等省停办种类繁多的学校、传习所,而是将这些机构全部合并为综合类的县、州、府、省四级官校。
天法十六年七月,有谏议大夫巡视地方时,发现浙江省的船政传习所中充斥官商勾结的情况,地方海商利用传习所为渠道收买海运招商局的船只,为自己夹带私货。
李来亨趁机下诏,罢免全国所有的各类官办学堂、学校、传习所,皆仿甘肃、贵州、广西三省旧制,将其合并为县、州、府、省四级的正式官校。
李来亨除了在潜移默化中,利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在地方上建立起了完善的四级职业教育体制以外,还借朝廷的党争案,将不少地方上的书院也收为国有官办。
天法十六年十月,一些大臣认为实行职业教育的官校都能享有朝廷拨款,而培养士人的书院却没有朝廷拨款,这岂非是有辱斯文?
于是李来亨立刻诏令官办书院,全部得以享有朝廷拨款,借此派官员开始直接管理官办书院的行政工作。
而在基层官员的升迁上,李来亨已经尽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常常越级拔擢各类官校和官办书院的毕业生。
甚至不少人未经科举,并无功名,就已经在几年间升到了五品、六品的朝官之列。
有些士绅也慢慢回过味儿来了。
这回他们没有像过去那样,发动全天下读书人的舆论同天子为难。而是恰恰相反,大部分发觉皇帝有意重用官校和官办书院毕业生的士绅,都是立即选择了让自家子弟不去参加科举,而是跑去官校就读了。
毕竟几年前的那场科举改革,是在大部分人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直接危及大部分人的关键利益。
而现在温水煮青蛙的改革措施,则可以让一部分人先慢慢准备起来。
那些发觉皇帝用心的士绅,也大多不对外说出这种想法,而是抓紧时机,赶紧安排自家的子弟去官校就读,好赶上这波仕途的东风。
改革措施的直接、间接方式不同,便直接造成了天下人的接受程度大为不同。
到天法二十五年以后,在六品以下的官吏之中,各类官校出身的毕业生和科举正途出身的士人,已经大约达到了二比三左右的比例。
三品以下,六品以上的高级官员中,官校毕业生和科举士人的比例,则达到了一比三左右的比例。
而且由于科甲正途出身的士人,大多对于复杂的行政细务缺乏经验,在很多专业岗位上,根本不可能竞争得过官校毕业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部分有识之士也终于开始呼吁起来:应该在科举考试中增添数学、地理等新内容了!否则科甲士人,在朝堂上根本无法和官校毕业生竞争!
天法二十七年,朝廷在制度性的会试以外,新增了经济特科考试。
经济特科考试是为选拔“洞达经济时务”人员专设的科目,由天子下诏举行,令各部、院长官及各省经略、节度、学官保荐人员参加考试。
为了鼓励士人学习经济时务的各种专业行政知识,李来亨将考试的入选门槛放得很低,参加考试的一百八十人,最后录取的人数竟然多达一百二十七人之多。
其实通过考试的,大多为庸梁之士。但毕竟首开新风,所以朝廷特为重视。
天法二十八年,为了解决殿试进士多不通时务,难以同官校毕业生出身的官员竞争等问题,朝廷决定在京师特设进士馆。
凡是一甲授弘文院修撰、编修的进士,还有考中二甲的庶吉士们,全部要先进入京师进士馆学习实学,“以明彻天下大局,并于刑名、地理、学习、理财、农、工、商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
天法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京师进士馆正式开学,令新进士入学,并下令国子监学员闲暇时亦可旁听。
政事堂上奏的《更定进士馆章程折并清单》中即规定:
“进士馆系奉旨特设,造就已仕人才,以期振兴实学,陶育人才。令新进士用弘文院修撰、编修及中书者入馆学习。
学员分内外两班,内班住馆肄业,外班到馆听讲,弘文、中书职司清暇,作为内班住馆肄业,分部人员愿住馆肄业者,仍照旧办理,愿在本衙门当差者,即作为外班到馆听讲。
其已得要差,本政府咨明留署之员,则毋庸听讲。如弘文、中书因精力不济,愿归外班听讲,亦听其便。
而新进士有在学堂充当教习及总理学务事者,由该省经略、节度先行奏咨在案,如三年期满实能称职,准与本馆学员一律办理。
上一两科进士如有弘文、部属、中书自愿入馆者,自行呈请本衙门堂官咨送,文谕院考察后,可收者均予收入,毕业后与此次新进士一体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