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李定国被召回京以后,大顺朝堂上下,对于西营的去向关注度就大幅度下降了。后来准噶尔作乱西北,顺军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北方去,更无人去关心了解孙可望的去向。
就算是李来亨,也完全想不到,十几年的时间过去,孙可望竟然在异国他乡打下了这样一番宏大的事业!
“朕不意秦逆尚有今日,居然篡取天竺,在海外立国,此诚可谓我朝心腹大患。”
呆迷儿帝国远隔异域,与大顺以喜马拉雅山为界,双方在雪区高原一带虽然已经直接接壤,可由于山势险阻,根本不可能在这一地区展开大规模的交战。
直到明军出兵安南,抵抗大顺天兵的时候,李来亨才惊觉到后西明的中兴事业,居然做到了这种地步。
他甚至有几分惭愧,自己占据中原富庶之地,华族亿万人口,经营天下二十年,也不过堪堪和孙可望在异域他乡的成就相当而已。
“孙可望是一个天子,朕也是一个天子,秦逆亦天下一奇丈夫,众史官应搜集其生平事迹,撰集史册,以使后人知国初群雄相斗之事,何等惊奇。”
这些年来,大顺军在四海八荒用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一路摧古拉朽平定四夷。
而且工商发达,经济繁茂,人口滋生至于上亿,许多书院被朝廷被员经营以后,也不断扩大,陆续发展为了综合性的学府。
原来朝廷在各省建立的官校,数量也愈来愈多,其中一部分官校也由原来的乡政、农业、矿政专门性学校,发展为了综合性的大学官校。
文化的繁盛,带来了出版业的高度发展,江南绅商在从海外引进的新型印刷机基础上,改良出了适于印刷汉字书籍的松江印刷机,将出版业推到了又一个全新高峰。
原来只作为官员、士人内部流通参考的邸报,也因为印刷技术的改良,开始被大量复印,流通到民间。
非常多的商人开始养成了阅读邸报的习惯,好了解朝廷政策的变化、边疆战事的发展等等消息。
有识者看出了民间复印邸报的巨大商机,便开始在自家复印的邸报背面,同时印上了票号或其他百货商铺的广告。
再到后来,邸报的背面已经写不下那么多的广告及商业信息。专门的商业报纸,因此就诞生了。
士、商结合的绅商阶层,越来越将经商而非仕途作为自己人生的重心来经营。
大量具有较高智识和文化的高级士人,也开始进入商界发展,这带来了顺朝整个商业文化氛围的改变,也出现了更多大规模、复合型的商帮团体。
票号行业则是因为多年的边疆战事而繁荣起来的,平准战争、安南内战、瀛洲战争……一系列僵持多年的乱战,令朝廷财政压力极大,后勤运输殊为困难。
大量票号商人,开始插手军需生意和后勤运输行业。
这之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山西一带的旅蒙商,明末以来因为通夷而遭到沉重打击的山西商人,靠着经营漠南草原的旅蒙商事业重新发达了起来。
而旅蒙贩货这种动辄花费一年时间,行走万里以上路程的贸易,自然又催生出了如远程汇兑、风险保障一类服务的诞生。
金融行业的发展,是工商业繁荣的基础,也是早期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必要条件。
这些服务又进一步辅助了大顺军的对外军事扩张,不少旅蒙商人主动承担下来了一部分顺军军费,作为回报,朝廷则允许旅蒙商们进入北疆地区经营庄田,并且授予了许多旅蒙商在漠北、北疆、南疆一带的贸易特许权。
在东方,安东大都督府辖区内的吉林、黑龙江、乐浪、熊津一带,经济基础比西域更好。特别是东北的三江流域,土地肥沃又地广人稀,特别适合产业化的庄田经营。
大豆、玉米等适合东北的新作物,也已经从海外引进,长江流域,特别是在湖北和苏松两省,高度发达的棉纺织手工业,这些对东北进行大开发的前提条件,均已备足。
轰轰烈烈的关东垦殖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那些为安东军垫付了大量军费的商人,当然优先获得了在东北垦荒的特许权力。他们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建立了成千上万的农场,专门用来种植大豆、玉米一类经济作物。
在资本雄厚以后,这些绅商又投资了安东军在日本的作战,捞取了大笔政治资本。
以此为基础,关东地区的大农场主们和西北地区的旅蒙商、大票号,共同推动了顺朝国防债券的合法化、正规化。
由户政府背书的国债终于开始发行,这种有朝廷背书的债券,收益率比过去大商人们为顺军垫付军费以期获得各种特权汇报的模式,高得多,也稳定得多。
对朝廷来说,国债限制了大商人们靠垫付军费获得政治特权的途径,将他们的影响力暂时限制在了经济领域之内,保护了一部分官僚的利益,也因此备受好评。
此外,为了监督国债的发行和经营情况,朝廷终于决定了效仿民间票号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