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五章 纸币

    天法二十九年，由于松江府府尹治理失措，激起民变，大批纺织工人再度爆发起义，此事后来还造成了顺朝皇储李玄烨之死，在当时的影响极大。

    因为苏松省，特别是松江一府，可说是大顺的棉纺织工业中心，大批纺织工人起义以后，又捣毁了数量惊人纺织机器，使得长江下游的棉布供应为之断绝，棉花价格顿时上涨三四倍之多。

    于是随州、襄阳、武昌的棉布工场，还有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北疆棉花种植园，无一不卷入疯狂的棉业投机热潮中。可以料到的是，迨松江府织工之乱被平定以后，棉价应声回落，全部参与棉花贸易的商行和西域种植园主都陷入了绝大的困境。

    更有甚者，朝廷背书的各家票号，乃至于直接用户政府经营的票号，也都集体参与了汇兑投机。那些大量吸纳棉花的商行既需要充裕的现金，也需要经汇票交易，使得仅仅是金陵一地汇票市场的每天交易额都达到了百万银元之多。

    因此市场利率竟盘旋在二毛到三毛之间，利润之恐怖，吸引了无数绅商投入其中。

    许多原本经营商铺、农场、工坊、海贸的大商人，纷纷出卖资产，投入棉花投机活动中，转型成为票号经营商。

    到织工之乱平定时，棉业和汇兑的双重投机同时崩盘，最严重的还是当时顺朝乃至于亚洲的金融中心开封，大量票号集体倒闭，户政府经营的国营票号也因为亏蚀近两千万银元之多，造成了当时的户政府尚书、两侍郎、四主事、一谏议大夫，全部人头落地。

    金陵和苏州于此同时出现了顺朝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风潮，许多老牌商行倒闭，在钱庄方面，半数因欠债而闭歇。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关东和西域垦荒移民活动的成功，还有青丘州发现金山的大好消息，大部分江南资本在受到沉重打击以后，都陆续开始向关外及海外转移，江南地区原本蓬勃发展、极度繁荣的工商业遭遇了空前的萧条，大绅商屡屡破产，连一般市民都因参与棉花投资而受到巨大损失。

    经此一役，江南商人和大顺朝廷都痛定思痛地决定回避类似的投机生意，自己既不参与，也不在政策上鼓励此类活动。

    为了整顿过度泛滥的金融投机生意，朝廷也终于下定决心，出台了一系列规制政策，还由户政府牵头，从民间选拔大票号出身的掌柜组织银监局，在金陵、苏州、广州、天津、敦煌等地办公，控制汇兑投机的过度发展。

    在这一重大危机的影响下，各地票号经营商对于邸报，以及从邸报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各类商业信息报纸的重视度，是大大提高了。

    掌柜们开始学会了整合报纸上的信息，开始学会了预判市场风险，一个全新的信息市场正在形成。

    下一年，朝廷开放了渤海海运对民间的限制，放弃了海运招商局对于关东贸易运输的垄断权力。

    这主要是因为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省，在收复数十年以后，其人口规模、经济生产，都已经完全恢复，而且实现了远超万历年间的繁荣发展。

    带有一定国营性质的海运招商局，如今已经无力完全吃下渤海、黄海和东海一带的海上运输生意了，朝廷遂开始完全开放北洋航线，允许商船商运。北洋航线的北端，由天津上延至营口，同辽河联运。如此，由沙船每年向上海运送的货物，“关东豆麦，不下五百万担”。而由上海运往辽东、京津，主要以松江棉布为主，杂以丝茶糖。

    上海在此时逐渐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发展成为南北航运业的要冲，这主要是由于松江布市的繁荣，上海作为松江府的出海港口，因此获得了城市发展的便利条件。

    江南的沙船业逐渐臻于极盛，上海一直聚集有三千六百号，以每号船造价为万两计，其船商所投放的固定资本为天文数字。

    正因如此，其在船只投入运营后，资金难免捉襟见肘，因此所需的流动资本一般都由钱庄融资。一般的操作惯例是这样的：沙船在出海前向钱庄借入大宗款子，在上海备齐货物（如棉布、丝茶等），前往南北洋销售。往北地去的沙船，运回大豆、食油，往闽粤去的沙船，则运回木材。此为无抵押信用贷款，若沙船平安归来，则船主和钱庄均获厚利；若遇到风浪沙船倾覆，则钱庄血本无归，很可能就此破产。

    到天法朝的三十年代时，上海钱庄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家，大多跟航运业关系密切。这或多或少养成了后来上海滩的金融业性格，那就是以信用贷款为手段，大胆冒险，投机为主。

    在大顺的金融行业，除了金陵人、苏州人、松江人以及后来的上海人十分活跃以外，广东人和福建人也先后入场。

    福建人是此时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上的绝对霸主，其势力不仅彻底压倒了荷兰人，而且还可以在印度洋上同执掌海上贸易路线的呆迷儿帝国商人争霸。

    广东人则主要依靠移民活动，大量钱庄从业者奔赴南洋，如吕宋的一系列新兴钱庄、票号，三分之二以上即由广东人创办——青丘州发现金山以后，多数淘金者也是广东人。

    大顺朝廷经过